随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的持续推进，昔日“脏乱差”的村庄已焕然一新，变得整洁宜人。然而，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一些长期积存的问题和利益痛点。村民委员会站在情、理、法交织的第一线，如何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地破解难题，成为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本文旨在通过剖析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发生的典型冲突案例，探讨村民委员会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传统习惯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导基层干部和村民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建设法治、和谐、美丽的宜居乡村。

案例一：畜禽养殖污染惹民怨，相邻关系纠纷如何调处?

　　如何在维护法律尊严和照顾农户生计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常面临的一大难题。

　　某村村民老王以家庭养猪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多年来，养殖规模逐步扩大至百余头。然而，其养猪场粪污处理设施简陋，污水时常渗漏或直排，恶臭熏天，严重影响了周边几户邻居的正常生活。邻居多次上门交涉无果，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他们联合到村民委员会投诉，要求老王关停或搬迁猪场。老王为此也感到十分无奈，他认为自己养猪在先，邻居建房在后，且养猪是家庭主要生计，关停养猪场无异于断了一家生计。

　　此案的核心问题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第二百九十四条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该条款在保障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设立了权利行使的边界。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老王虽有权从事养殖生产，但该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邻居的健康权、安宁权等为代价，这充分体现了民法中“权利不得滥用”的基本原则。

　　在这场情与法的博弈中，老王家的生计是“情”，而邻居的健康宜居权是法律所保护的“益”。在此类环境污染纠纷中，通常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即无论老王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无论其是故意直排还是因设施简陋导致渗漏，只要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污染损害后果，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大大减轻了受害邻居的举证负担，他们无需证明老王存在过错，只需证明污染行为的存在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即可。

　　面对此种案情，村民委员会不能“和稀泥”，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法律的尊严，指出老王的行为已构成违法，侵害了他人权益。在具体的解决过程中，村民委员会首先应该组织双方调解，宣讲法律，明确老王行为的违法性。在本案中，老王的养殖规模已超出家庭散养标准，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同时，养猪场的污染问题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次，村民委员会可以协助老王升级环保设施，如指导其建设标准化粪池和沼气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等规定，污染者应承担的责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因此，村民委员会引导老王升级环保设施，本质上是要求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如果已造成如井水污染、健康损害等实际损失，邻居仍有权主张赔偿。最后，村民委员会要积极发挥“法治引导员”和“矛盾调解员”的角色功能，面对调解无效或整改无望的情况，应果断上报，由执法机关依法介入查处。村民委员会并非执法主体，但仍负有调解和上报的职责。

案例二：宅基地翻建起风波，建筑垃圾该何处去?

　　村民小李申请了旧房翻建，拆旧房过程中产生了砖块、混凝土、废旧木材等大量建筑垃圾。为图省事和节约成本，他连夜将垃圾倾倒在村口的河滩荒地上。此举被其他村民发现并拍照举报至村民委员会。面对村民的举报，小李辩称：“河滩本来就是荒地，以前大家都往那倒，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从法律角度来看，小李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多项规定。该法第五条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个人应当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义务;第二十条规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这意味着，小李作为建筑垃圾的产生者，负有依法妥善处理垃圾的强制性法律义务，其“图省事、图省钱”的理由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同时，小李将垃圾倾倒于河滩，还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关于禁止向水体倾倒垃圾的规定。

　　小李的辩解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落后观念，即对“垃圾围村”习以为常，认为非耕地的荒地可以随意堆放垃圾。这种观念与当前倡导的“无废乡村”和垃圾分类的新规定、新理念相悖。法律禁止倾倒垃圾的区域具有广泛界定，不仅包括耕地、林地、草原等，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条中规定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等。因此，小李所提及的河滩荒地，正是法律明令禁止倾倒垃圾的重点区域。

　　本案件的实际解决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引导群众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并组织群众开展卫生整治。这表明，组织村民制定垃圾分类、清运的村规民约，并非村民委员会的可选项，而是其依法应履行的职责。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村民委员会首先必须明确态度，对小李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限期清理垃圾，恢复原状。其次，应借此机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制定《村规民约》补充条款，明确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分类、堆放、清运责任和惩罚措施。再次，村民委员会应主动联系乡镇，了解正规建筑垃圾消纳渠道或资源化利用途径，为村民提供合法便利的解决方案。

案例三：“散乱污”小作坊整治中的法与罚

　　一家藏匿在村集体旧仓库内的小型镀锌厂，未办理任何环保手续且缺乏环保设施，长期在夜间进行生产，将含有重金属的废水偷偷排入渗坑，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上级环保部门通过暗访发现后，要求镇政府会同村民委员会立即予以取缔。该厂由本村村民经营，雇用了数名同乡，事发后厂主找到村民委员会，以“解决就业”和“为村里创收”为由，希望村民委员会能帮忙通融，允许其补办手续后继续生产。

　　在本案中，该厂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可依法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责令停产整治”乃至“责令停业、关闭”等严厉的行政处罚。当违法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时，便不再是单纯的行政违法，而是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污染环境罪”，需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可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例如，“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的”等。该小型镀锌厂利用渗坑排放含重金属废水，极大概率已满足上述入刑标准，触及了环境法治的最严厉层面。

　　从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抉择维度来看，这是最典型的追求短期经济发展与长远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小作坊虽能带来租金收入和就业机会，但其造成的环境破坏是永久性的，且修复成本极高。此案例深刻警示村民委员会，在面对虽能带来短期经济利益、却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项目时，必须坚守法律底线。任何形式的“通融”“默许”或“保护”，不仅可能使村民委员会成员自身面临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法律风险，更会使其成为环境犯罪的帮凶，最终损害的是全村百姓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在此类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面前，村民委员会必须立场坚定，发挥“法律底线守护者”的角色功能。坚决配合上级执法部门，绝不能以村民自治为名，为违法活动提供“保护伞”。村民委员会应主动提供信息，协助执法部门完成取缔工作，并做好厂主及其员工的安抚工作，引导其转向合法绿色的产业。

村民委员会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

　　乡村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核心是用明确、稳定且可执行的法律规则，统筹各方权责，解决乡村环境问题，同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村民委员会干部必须从情理主导转向法理优先，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唯有准确理解和运用法律这把尺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情、理、法博弈中做出最公正、最经得起检验的决策，真正守护好乡村的绿水青山。

　　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环境治理的桥头堡，提升法治化治理能力不能仅满足于“灭火队”的角色，更应强化法治思维，精准厘清权责边界，成为治理的规划师。村民委员会虽非执法部门，但必须是法治前沿的哨所，明确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是依法履职的前提，并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应明确宣传教育权，经常性地组织村民学习环保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普及垃圾分类、农药化肥减量等相关知识。第二，要明确动员组织权，积极发动村民开展“村庄清洁日”、植树造林、河道清淤等公益环保活动。第三，应行使监督建议权，对村域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劝阻，并有权向所属乡镇政府或有关部门报告。第四，要明确调解协商权，对因环境问题引发的民间纠纷，如相邻光照、通风、排水、污染等，依法进行公正调解。第五，应行使规则制定权，积极引导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形成集体约束。

　　同时，村民委员会需明晰“不可为”事项。须知，村民委员会无行政执法权，无权对任何环境污染主体作出罚款、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业、强制拆除等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这些属于环保、农业、水利、自然资源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法定职权。村民委员会亦无许可审批权，不得擅自批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建设项目或生产经营活动。村民委员会不得袒护包庇违法违规行为，绝不能出于乡亲情面或短期利益，对本村的环境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充当其“保护伞”，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旦发现超出自治范畴的严重环境问题，村民委员会的第一反应不应是自行处理，而应立即采取行动固定证据，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乡镇政府和县级有关主管部门(环保、公安等)提交书面报告，明确阐述事件的时间、地点及性质;同时，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进入现场，提供人员、场地和信息等支持，并协助做好涉事村民的沟通和维稳工作。

　　在平时的村务工作中，村民委员会可以充分利用村规民约，激活内生治理效能。《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有效手段，其制定过程和内容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实践课。村民委员会可以创新普法宣传，推动观念深刻变革，通过“以案释法”的沉浸式普法方式，将违法违规案例以及本县本镇的真实案例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故事，通过村民大会、乡村大喇叭、微信群进行宣讲。村民委员会还可以建立村级微信公众号或村民微信群，定期推送环保法律条文解读、政策图解、预警信息、正反典型案例，实现精准投送和即时互动。

　　环境治理绝非村民委员会单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必须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要主动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定期汇报本村环保情况，邀请上级部门下来指导工作，争取农村污水治理、垃圾清运服务等项目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与相邻村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共享信息，协同应对跨区域污染问题，避免“各扫门前雪”的弊端。新时代背景下，村民委员会要学会从一个被动的“问题应对者”转变为主动的“规则制定者”“法治引导者”“资源整合者”，从而真正夯实乡村环境治理的法治根基，让绿水青山常在，让乡情乡谊永承。

　　乡村环境治理是一场涉及发展、民生与法治的深刻变革，其核心不仅在于清理垃圾、整治污染，更在于构建一种基于法治的持久秩序，激发村民内生动力。面对情、理、法的交织与碰撞，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力量，唯有坚守法治底线、善用法治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既留住绿水青山，又赢得乡情民心。从明晰权责边界到激活村规民约，从创新普法宣传到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每一步都是对治理智慧与法治精神的践行。唯有如此，方能实现美丽乡村的永续发展，让村庄真正成为法治、和谐、生态宜居的家园。

　　终审：魏文源

　　监审：李晓亚

　　编校：冯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