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我国大部分乡村的人居环境、村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乡村地区作为我国悠久历史和农耕文明的发源地，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和民俗智慧，是保留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振兴目前面临着乡村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逐步消失、乡土文化记忆断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新技术冲击传统手工艺等问题，这些使得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变得薄弱。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路径，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乡风文明、凝聚乡村共识的重要力量，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城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差距，更在于文化层面上的落差。因此，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要牢牢抓住乡村文化振兴这个关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关联

理论契合性：文化基因的同源性及功能互补性

　　我国古代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耕读传家”“礼仪秩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培育以及乡村治理效能上的目标是具有契合性的。例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就是借鉴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耕读传家”强调既学做人，又学谋生的品德技能双重发展的理念，体现了维持物质生产与保持精神修养的辩证统一，其内涵与乡村振兴中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文化理念相呼应，为我国乡村人才的培养方案提供价值遵循，对当前培育高素质农民、加强乡村教育、培育文明乡风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功能互补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精神滋养和价值引领，而乡村文化振兴又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实践支撑，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框架体系。

现实契合性：乡村文化振兴的迫切性与多维价值

　　第一，国家战略需求角度。乡村文化振兴是对接乡村振兴与“建设文化强国”的联合目标、是破解城乡文化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加强部门协同，协调各方力量，统筹各类资源，加大支持力度，扎实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通过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弥合城乡文化资源配置鸿沟，重构城乡文明对话的平衡机制。这不仅印证了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地位，更凸显了通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社会发展价值维度。乡村特色的文化创新能够推动单一的传统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文创农业、庭院经济、沉浸式文旅等产业，打造依托特色乡愁情怀的文旅产业链条，发展其经济价值;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重塑乡村治理模式，通过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乡规民约、村规家训，形成易于接受的道德体系，发挥文化的浸润作用，形成刚柔相济的基层治理新生态;借鉴我国古代传统生态智慧体系赋能现代乡村绿色发展实践，通过现有的地势地貌打造生态茶园、梯田风光等旅游农业，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为农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本土化解决方案，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困境

文化载体消逝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危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仅要优化生态环境格局与人居环境，更要尊重乡风民俗，规划保护好村庄特色风貌和历史文脉。具体来说，在物质载体层面，许多传统村落面临着建设性破坏的困境，传统古村落数量锐减，为城镇化建设让步，大量具有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传承功能的古村落建筑物被城市化的住宅替代。部分地区以仿古改造为名的商业化开发导致古村落文化街区同质化严重，缺少不同地区传统建筑的特色，仿佛置身流水线建筑之中，游玩感受近于程式化符号的体验。此外，传统非遗技艺领域同样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困境，大量传统手工艺技艺处于濒危状态，缺少资金扶持与青壮年传承人，导致“人在艺存、人亡艺绝”的传承困境持续加剧。

精神认同危机

　　精神认同层面的断裂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代际文化断层。这里的代际文化断层主要是指老一辈群体坚守乡土情怀和“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而新生代群体却缺乏乡愁记忆，由此产生观念碰撞。主要原因是新生代群体在城乡二元文化碰撞中产生的价值迷失，主要表现在不会完整参与传统的民俗节庆仪式，对宗族礼俗的认知度下降，传统“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被消费主义重构为碎片化的“网红打卡”行为，民俗文化从传统生活实践降维为表演性景观。这种物质与精神双重断裂的实质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记忆载体的逐步消解。要改变这种文化断层，增强新生一代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感，必须重新重视“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心理，因为它不但培育了中华文化最深厚的乡土情怀，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家国理念，而且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

传承主体缺位

　　乡村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结构性缺失是当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困境。乡村人口严重老龄化和缺乏青年的困境说明了文化遗产链的危机，这清楚地反映在青年人口外流对乡村人力资本的侵蚀上。作为乡村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的关键组成部分，新一代青年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驱动，大规模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导致乡村人口年龄结构不平衡，缺乏新鲜血液，传统技能和风俗习惯难以为继。乡村地区青年一代的结构性缺失不仅削弱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内生创造力，也加剧了乡村文化振兴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难度。

新兴技术冲击

　　新技术赋能乡村文化创新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消解。首先，新媒体的发展将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浅显化表达，典型表现为仪式性文化的娱乐化肢解。例如，以傩戏为代表的传统祭祀表演，在短视频平台中被简化为“变装挑战”，成为短视频博主的引流手段，其承载的传统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被简单剥离为视觉震撼，文化符号的内涵与表达发生断裂。不可否认，这种变装挑战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傩戏”的存在，但对于其起源、内涵、表现形式还知之甚少。这种以新媒体技术为主导的文化传播模式，实质是以流量经济为导向的“文化祛魅”过程，消解了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结构。除了线上技术发展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之外，还存在着机器工艺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颠覆性替代。机械化生产体系通过标准化、批量化模式挤压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空间，众多非遗技艺中蕴含的“身体力行”与“技艺灵韵”被机械化生产消弭，导致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形存神失”的风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创新路径

重塑乡村特色文化基因

　　构建完整的乡村文化基因图谱是避免陷入文化趋同困境的关键手段。通过文化建档工程，将各种非遗技艺，民俗文化，非遗传承人进行基本信息、影像采集，形成动态更新的乡村文化档案系统。这种数字化文化档案不是简单的影像记录，而是将传统技艺的工艺流程、仪式活动的场域逻辑进行可视化保存与动态传播，为后续的传承、创新转化奠定主要脉络。此外，为了避免陷入文化趋同的陷阱，乡村文化的IP开发也必须突破同质化的现状，深度挖掘地域特色的差异化表达。例如，“晒秋”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就是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晒秋”。这就是IP打造的成功案例，将乡村传统的农事习俗转化为游客沉浸式文化体验的场景，实现从民俗活动到文化IP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吸引游客，发展文旅产业，通过民俗文化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创造乡村特色IP的关键在于建立文化基因的现代转化机制，通过解读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思想、剖析古代诗歌民谣中的生态伦理等，提炼出可融入现代化发展的文化IP。需要注意的是，在提炼的过程中既要保留文化的精神内核，又必须适配当代审美与功能需求，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化的表达。

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切实提升乡村治理体系中各类主体的治理效能，不仅直接影响治理的效率、效果与效益，更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多方联合创新发展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的关键。协调配套的村级组织治理体系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在以往的模式下，乡村文化治理与革新主要依靠基层政府，靠行政力量维持;现阶段实现乡村活力振兴的重要方式就是突破单一主体主导乡村建设的局限性，构建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例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激发村民主体参与家乡建设积极性;给予政策支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例如，贵州省打造的“村BA”体育文化的实践展现了“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这种模式的优越性。通过政府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加大网络宣传等方式，提高本区域传统体育赛事的社会参与度，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参与“村BA”系列赛事活动，这既激活了当地居民文化自觉，又通过文化活动招商引资，扩大产业，将乡村文化振兴目标具象化，构建起具有内生创造力、行动力、约束力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形成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

加快乡贤智库建设

　　除了基层政府人员与村民形成合力外，乡贤智库建设也是破解乡村文化建设人才短缺困境和完善乡村治理新格局的突破口。乡贤智库建设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外援型乡村智库。借助国家科技小院、科技特派员等政策实现双向互动，借助外界更高平台的知识技术型人才解决乡村现实难题。其次是内生型乡村智库。驻村第一书记、党员、乡村大学生、致富带头人、文艺骨干等，针对本村面临的难以解决的现实难题定期展开头脑风暴、闲谈会议等，综合各类意见，转化为现实可行的乡村治理方案。最后是网络型乡村智库。通过建立乡村新媒体，将难以解决的问题及其基本情况公布在政务网站上，吸引全国各地有思想、有见解的网友建言献策，从中筛选有价值的、适宜的方案细化执行。这三类乡村智库建设能够有效链接城乡智力资源，打破信息壁垒，形成“本土精英+跨界人才+网络问政”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最终形成具有韧性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

建设注重传承的教育体系

　　建设贯穿大中小学全阶段的传统乡村文化教育体系，是破解文化传承代际断裂的基础性工程。在基础教育阶段需推进破解“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脱节。课程思政贯通的实质是在大中小学各个学段，打通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课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全方位、全程和全员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要做到不只有思政课才能讲思政，任何课程都可以将思政元素与本学科元素相结合，达到课程思政的效果。可以将传统非遗技艺、乡村民俗文化等地方性知识体系转化为乡村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素材，通过解码乡村文化，进行乡村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阐释，最终进行教学实践的转化，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理解乡村传统文化的精神密码。这种教育模式突破了传统教育知识传授的平面化局限性，更好地培育青少年对乡土文明的深度认同。在高等教育层面，应创新“校地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建立双向赋能的乡村实践教学网络，打造乡村文化工作站，打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最后一公里”。构建田野课堂、学术研究、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使大学生在参与非遗动态传承、村落空间营造等实践中，实现理论认知与实践经验的融会贯通。乡村文化工作站的建设，不仅能够为高校师生提供研究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样本，又能够为乡村引进年轻血液与技术资源，从而构建起高校的学术研究与乡村的文化振兴的良性互动。最终构建起具有文化再生产能力的高校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生态系统，为乡村文化振兴输送可持续的人才资源和具备乡村文化价值认同基础的血液。

利用技术赋能乡村文化创新

　　通过3D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对传统村庄进行数字复现，打造非遗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人们可通过互联网领略传统非遗的魅力，从而增强实地探访的吸引力。数字技术的互动体验让公众初步了解了乡村文化，从而创造出融合在线知识与实地体验的新路径。然而，在利用新技术促进乡村地区建设时，有必要在保护人文价值方面建立警惕感。特别是在传统手工艺品领域，要划定技术禁区，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文化公约，明确禁止机械大规模复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品的模式，确保传统手工艺品中的物质体验和艺术精神不可替代。从本质上讲，这种方式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防止新技术的大规模扩张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造成不可逆转的侵蚀。与此同时，要推动建立文化技术专利保护制度，形成从传统功能和文化符号到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技术转型，实现乡村文化产权的可追溯性管理。这不仅确保了文化创新的合法性，避免了对文化元素的滥用和忽视，还能确保技术创新始终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服务。

　　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体现了多维价值。两者都通过传统生态智慧、农业教育理念和治理范式为当代农村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实践参考;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代际传承断裂和技术异化的现实凸显了重建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紧迫性。乡村文化振兴的本质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适应过程，因此有必要在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之间寻求平衡。这不仅关系到乡村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转型的中国式回应。

　　终审：魏文源

　　监审：张亚运

　　编校：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