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川西高原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多民族聚居区，其乡村地区正经历从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这一过程既面临基础设施升级、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历史机遇，也因现代性要素(如市场化、工业化、技术应用)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如宗教文化、生态伦理、社区秩序)的碰撞，衍生出经济失衡、文化断层、生态退化等多重矛盾。文章从现代性视阈出发，探讨川西高原乡村从原始状态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深入剖析其在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矛盾点，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与对策，旨在为川西高原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目标提供实践参考。

　　川西高原在地理上是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气候高寒，多为高山草地，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费孝通曾指出川西高原是“藏彝大走廊”，是民族迁移、分化、演变的大通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使这片土地上新中国成立后“一步跨千年”的“直过民族”，实现了又一次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体要求[1]。这为乡村振兴设定了多层次的目标维度，也为民族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定位民族价值拓展了思路。川西高原地区具有独特的自然风貌、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性因素与传统因素相互交织碰撞，呈现出一系列复杂的矛盾与问题。深入研究这些矛盾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对策，对于川西高原乡村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性与川西高原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概念，“作为现代化内在特质的现代性仍然具有一些普适性的特征，主要有生产领域的工业化、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文化领域的理性化、社会领域的法治化、生活领域的城市化、生态领域的绿色化”[2]，代表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川西高原乡村振兴既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融入现代文明成果，又要保护和传承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矛盾。矛盾的核心，一是长久以来以家族形式形成的民族村落，往往有一套完备自洽的道德和规范体系，传统社会也是靠着这套道德和规范体系维持着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二是部分乡村对自身发展滞后性缺乏认知，面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表现出显著的适应性焦虑。譬如，易地搬迁被视为全面提升脱贫人口外在客观条件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生计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空间的不适、新型社区心理和集体意识难以建立等方面的难题[3]，使得部分搬迁群众出现回迁原宅等现象;又如，旨在通过资金支持、小额贴息贷款直接为农户的产业发展“输血”的金融政策设计，却在民族地区遭遇“政府想给，农户不想要”的实践悖论[4]，而且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更有利于提升经济状况较好农户的生活质量，对于帮扶脱贫人口的作用并不显著”的情况，甚至出现金融借贷加大农户经济负担的不良后果。

川西高原乡村振兴中的现代性矛盾

经济发展的矛盾

　　一是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冲突。川西高原长期以来依赖传统农牧业，如粗放式的牦牛放牧和青稞种植，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而现代产业发展要求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但在引入现代农牧业技术和管理模式时，受到当地自然条件、牧民传统观念以及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导致传统产业转型艰难。同时，新兴产业如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等虽然具有发展潜力，但由于缺乏完善的产业链、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经验，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强大的经济支撑力，新旧产业在衔接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突出。

　　二是市场融入与地方特色的平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川西高原乡村需要将自身的产品和服务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以获取经济收益。然而，过度追求市场需求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丧失。一些传统手工艺品为了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放弃了原有的精湛手工技艺和独特文化符号，改用机器生产标准化产品，虽然短期内销量可能增加，但失去了其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核心价值，难以长期维持市场竞争力，如何在融入市场与保持地方特色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矛盾。

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矛盾

　　一是传统文化的消解与坚守。费孝通指出，乡下人的“愚”并非智力问题，而是知识问题[5]。一方面，随着现代文化通过教育、媒体、旅游等途径大量涌入，川西高原乡村的传统文化面临被边缘化和消解的困境。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现代流行文化，对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服饰、宗教仪式、民间艺术等逐渐失去兴趣，传承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作为乡村的灵魂和根基，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许多老年人和文化传承者依然坚守着传统习俗和技艺，这种消解与坚守的矛盾使得文化传承陷入两难境地。

　　二是文化商业化与原真性的背离。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旅游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使得文化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了迎合游客的需求，一些地方对民族文化进行过度包装和商业化改造，如将传统的民俗节庆变成商业表演，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加入大量现代元素，导致文化原真性受损。游客往往希望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而过度商业化的文化产品却无法满足这一期望，从而影响了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引发了文化商业化与原真性之间的深刻矛盾。

生态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一是生态脆弱性与发展需求的矛盾。川西高原生态系统极为脆弱，高山草甸、森林植被等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然而，乡村振兴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都对生态环境提出了巨大挑战。发展旅游业过程中，游客数量的增加可能导致垃圾污染、水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扩大农牧业生产规模可能造成草原退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退化现象，如何在满足乡村发展需求的同时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川西高原乡村面临的紧迫矛盾。

　　二是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的失衡。当地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诸多牺牲，如限制传统农牧业的发展规模、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但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他们获得的生态补偿远远不足以弥补其损失的经济利益。这种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受挫，甚至可能出现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生态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社会结构变迁的矛盾

　　一是人口流动与乡村空心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川西高原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前往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导致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村庄里剩下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劳动力短缺使得农业生产、乡村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都受到影响。许多传统的乡村社会活动因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而难以开展，乡村社会的活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同时也引发了土地闲置、房屋废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乡村社会结构面临着瓦解和重构的矛盾。

　　二是传统社会关系的变迁与重构。在传统的川西高原乡村，社会关系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了紧密的邻里互助和家族协作体系，这种关系在乡村的生产生活、文化传承和社会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传播，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新观念的冲击，传统社会关系逐渐松动。新乡民如旅游从业者、外来投资者等的出现，使得乡村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传统社会关系的变迁与重构成为乡村社会结构调整中的突出矛盾。

川西高原乡村振兴现代性矛盾的解决思路

经济发展方面

　　一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立足川西高原的特色资源，促进传统农牧业与现代加工、旅游、电商等产业深度融合。例如，发展牦牛养殖与牦牛肉深加工产业相结合，打造特色牛肉制品品牌，并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利用高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开发民俗体验式旅游项目，将农牧业生产过程转化为旅游观光内容，让游客参与青稞收割、牦牛挤奶等活动，提高产业附加值。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引进先进的农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转型，实现新旧产业的协同发展，化解产业冲突矛盾。

　　二是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政府应加大对川西高原乡村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引导企业和农户围绕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生态旅游等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例如，在某个特定区域内集中发展藏毯编织产业，建立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产品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通过产业集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品牌影响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挖掘和保护地方特色文化符号，将其融入产品设计和营销中，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保持产品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实现市场融入与地方特色的有机结合。

文化传承与变迁方面

　　一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体系建设。在川西高原乡村学校和社区开设民族传统文化课程，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热爱，邀请民间艺人、文化传承者担任教师，传授传统技艺和文化知识，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整个家庭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同时，建立文化传承基地和传习所，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场地和设备支持。鼓励和资助文化传承项目和活动，对表现优秀的文化传承人给予奖励，提高文化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激发他们传承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缓解传统文化消解的压力，强化传承力量。

　　二是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文化旅游时，遵循文化原真性原则，避免过度商业化。加强对文化旅游项目的规划和监管，引导旅游开发者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设计出具有深度体验性和教育意义的旅游产品。同时，合理分配旅游收益，让当地居民从文化旅游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增强他们保护文化原真性的意识和动力，实现文化商业化与原真性的良性互动。

生态保护与开发方面

　　一是实施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在川西高原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采用生态友好型技术和材料。例如，在公路建设中，采用生态护坡技术，减少对山体植被的破坏;推广生态农牧业模式，发展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通过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农牧业面源污染。在旅游开发方面，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加强景区环境监测和管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回收系统，确保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小化，实现生态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共进。

　　二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应加大对川西高原生态补偿的投入力度，提高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除了财政转移支付外，可以探索建立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如开展碳汇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项目，让当地居民从生态服务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同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机制，确保补偿资金专款专用，切实用于生态保护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高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缓解生态保护成本与收益失衡的矛盾。

社会结构变迁方面

　　一是促进人口合理回流与集聚。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如提供创业补贴、税收减免、金融信贷支持等，鼓励他们发展特色农牧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信、水电等条件，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投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让乡村具备吸引人口回流和集聚的条件。同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返乡人员能够在家乡安居乐业，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重构乡村人口结构和社会活力。

　　二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新形势，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从原始现存到现代性社会关系，需要集体主体性觉醒，主体性的确立不能仅仅依靠自我内在地实现，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之中，在相互关系之中寻求主体重建的可能途径[6]。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引导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完善村规民约，弘扬传统美德，营造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氛围，促进传统社会关系的正向变迁和新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川西高原乡村振兴面临着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但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矛盾，并采取针对性地解决思路和对策，如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强文化传承与保护、实施生态友好型发展模式以及创新乡村治理等，可以实现川西高原乡村在现代性浪潮中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现代文明的成果，又要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特色，使川西高原乡村在振兴发展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和活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虞崇胜.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属性：现代性、中国性、世界性[J].探索,2023(04):15-27;

　　[3]毛安然,杨发祥.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的政策设计与实践悖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8(05):140-14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5]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沈红.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J].社会学研究,2002(01):40-54.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