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技术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形态，通过技术赋能、产业重构、服务革新和要素重组四大路径，系统性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技术层面，数字基建构建“感知—连接—计算—反馈”闭环，实现资源数字化管理;在产业层面，数据驱动产业链协同优化，催生电商、定制农业等新业态;在服务层面，数字化治理平台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推动多方参与治理;在要素层面，数据整合激活传统资源价值，促进城乡要素流通。然而，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仍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如技术赋能困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鸿沟;产业重构困境：资源浪费与协同困难;服务革新困境：治理效能与制度惯性;要素重组困境：数据孤岛与技术下沉适配性不足，制约了乡村全面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凸显了党中央对发展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的高度重视，更为数字乡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质态，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因此，将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理念运用到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索中，不仅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而且有助于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大动力，推动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数字时代的关键实践。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技术革命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质量优先为特征，与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高度契合，展现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在实践中，数据要素深度重塑乡村生产体系，培育具备数字技能的“新素质”劳动者，更新智能装备等“新介质”生产工具，开发数据化的“新材质”生产对象，并重构要素协同的“新质态”组织模式。这一过程驱动乡村四大转型：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农业工具智能化升级、乡村产业效率优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数字化发展。综上，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本质上是通过数字化技术重构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形成“技术—产业—治理—要素”四位一体的系统性变革。

技术赋能：构建数字乡村新基建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时代要求的原创性和颠覆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引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时空限制，构建起“感知—连接—计算—反馈”的闭环系统。新技术通过对乡村资源数据的实时采集、智能分析与精准反馈，将土地、农作物、生产设备等物理空间的实体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管理、可调配的数字资源，全面记录和分析农业生产各环节。这种技术革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的线性结构，更搭建起数字化运行平台，为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产业重构：打造数字乡村新生态

　　数字技术深度重组产业链价值链条，推动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在供给侧，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土地、劳动力、农资等生产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需求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直接连接消费者，实现需求即时响应与精准供给。这种转变推动产业组织形态从分散化分工向协同化合作升级，有效突破传统产业成本限制，开辟价值增长新空间。以农产品销售为例，传统模式依赖层层分销，信息传递滞后、损耗大。而通过电商平台，农户可直接对接全国消费者，根据订单数据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定制农业。同时，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环节，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

服务革新：重塑乡村治理新模式

　　数字化推动公共服务与治理模式向“去中心化”转型。借助数字化技术，政府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支撑，公共服务从统一标准供给转向个性化定制，社会治理从单向管理转向多方参与。这种变革打破了城乡二元服务体系的壁垒，构建起基于数字平台的新型治理关系，实现治理效能的大幅提升。在基层治理中，“数字乡村”平台整合党建、政务、民生等服务，村民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社保、医保等业务;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困难群体，提供针对性帮扶;利用网格化管理系统，实现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要素重组：激活乡村振兴新功能

　　数字技术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传统要素价值：一是将土地、劳动力等实体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数据信息;二是基于数据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地域限制;三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实现“资源—信息—价值”的转化。这种重组赋予传统资源新的价值属性，通过数据要素的放大效应，引发资源价值提升。例如，农村闲置宅基地、房屋等资源，通过数字化登记、评估，纳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业生产数据经过脱敏处理后，可作为生产资料参与市场交易，为农业保险、金融服务提供依据。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和赋能因子，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但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鸿沟大、乡村产业资源浪费与协同困难、乡村治理效能与制度惯性导致的治理问题以及要素重组中产权困境等现实问题。

技术赋能困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鸿沟

　　我国疆域面积大，气候、地形、地貌多样，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进度不一，各个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形势差异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且长期以来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大。第5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农村互联网网民人数是3.04亿人，仅占网民整体的27.7%。这使得智慧农业的推进受阻，农业的智能化转型发展受限。同时，5G网络覆盖呈现“城镇高，乡村低”的梯度分布。农业物联网设备分散，缺乏统一管理。此外，县域的数据中心未得到充分利用，呈现出乡村需求溢出而数据中心算力空转的矛盾。

产业重构困境：资源浪费与协同困难

　　乡村产业数字化未形成“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生产端改造与市场端需求脱节，乡村产业的多方主体尚未构建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数字农业设备的使用率低，部分设备操作复杂，维护成本高，导致新一代智慧农业的技术效用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同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先进的科技创新无法及时应用到农业产业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产业协同机制缺失，技术企业追求短期项目收益，政府侧重政绩考核，农民关注实际增收，三方的目标错位导致合作效率不高。此外，一些智慧农业项目依赖政府资金支持，缺乏自身盈利能力，而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而参与意愿低。

服务革新困境：治理效能与制度惯性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服务革新困境主要体现在治理结构的碎片化与协同机制的缺失，这导致了数据共享不足、资源整合困难，制约了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与治理效能提升。一是数字乡村治理需要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但现实中，由于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清、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政务数据往往分散于不同系统，形成“数据烟囱”。二是新质生产力要求运用新型的技术工具与技术手段，但基层干部与村民的数字素养不足，难以适应智能化平台的操作要求。三是数字治理工具的设计往往基于通用场景，差异化不足。四是新型数字治理平台的功能设计常以“管理”为导向，忽视村民的参与意愿。

要素重组困境：数据孤岛与技术下沉适配性不足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素重组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数据孤岛与技术下沉适配性不足的双重矛盾，这一矛盾制约了城乡要素的高效流通与整合，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可持续性。首先，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缺失导致要素重组效率低下。数字乡村建设依赖于农业数据、市场信息、环境监测等多维度数据的融合应用，但存在不同部门、不同平台的不同标准，存在数据壁垒。其次，技术应用与乡村实际需求的脱节，使得要素重组缺乏适配性。过去，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依托于城市，由城市主导，其功能设计往往忽视农村生产场景的特殊性。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策略

构建城乡均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

　　针对城乡数字基建不均衡问题，需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首先，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偏远地区5G基站、光纤网络建设，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模式，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方式吸引通信企业下沉服务。其次，优化数据中心布局，推动县域数据中心与乡村需求精准对接。例如，在农业大县建设分布式边缘计算节点，利用本地化算力处理农业物联网数据，降低传输延迟和成本。同时，推广“共享基站”模式，整合农业传感器、气象监测等设备，实现基础设施复用，避免重复建设。最后，开展“数字扫盲”工程，联合高校和科技企业，为农民提供智能设备操作培训，提升数字工具使用率。通过上述措施，逐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智慧农业奠定硬件基础。

建立全链条协同机制与市场化驱动模式

　　破解产业协同难题需从三方面入手：一是构建“政企农”利益共同体，政府牵头制定长期产业规划，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渠道，农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例如，推广“订单农业+数字平台”模式，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产销透明化，确保农户按需生产。二是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鼓励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共建实验室，针对农业痛点开发适用技术(如低成本的智能灌溉设备)，并通过示范农场验证技术效果。三是引入社会资本探索可持续盈利模式，如发展农业数据服务(气象预测、病虫害监测)，向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出售数据产品，形成“技术投入—数据增值—资本反哺”的良性循环。

构建“数据共享+能力提升”的双轮驱动治理体系

　　提升数字治理效能需打破数据壁垒并补齐能力短板。首先，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权限管理规则，通过政务云整合民政、农业、环保等部门数据，实现“一数一源、一源多用”。其次，优化治理工具设计，开发模块化、可定制的数字乡村App，增设方言语音交互、一键求助等功能，降低村民使用门槛。同时，将村民反馈纳入平台迭代机制，确保工具贴近实际需求。最后，实施“双轨培训计划”：针对基层干部开展数字治理专题培训，重点教授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工具;面向村民开设“数字夜校”，通过案例教学(如手机缴纳医保)提升实操能力。最终形成“数据融通—工具适配—能力提升”的闭环治理生态。

打造“需求导向”的要素流通与技术创新体系

　　破解数据与技术适配难题需从顶层设计切入。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村数据资源目录，推动农业、国土、金融等领域数据互联互通，探索数据确权与交易机制，允许农户通过数据交易所出售脱敏后的生产数据(如土壤墒情)，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二是设立“乡村技术适配中心”，组织科技企业深入农村调研，针对小农经济特点开发低成本、易维护的技术方案。例如，研发太阳能驱动的物联网设备，减少对电网依赖;开发离线版AI病虫害识别工具，解决网络覆盖不足问题。三是推动“城市反哺农村”技术下沉，鼓励互联网企业将成熟技术(如电商物流体系)向乡村延伸，并通过“数字结对”模式，由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落后地区，实现技术经验的跨区域共享。

　　新质生产力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底层逻辑重构的驱动力，其“技术—产业—治理—要素”四位一体的变革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数字时代的关键实践。然而，城乡数字鸿沟、产业协同壁垒、治理碎片化等挑战亟待突破。未来，需加强政策统筹，完善数字基建均衡布局，通过推动多方主体利益协同，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强化数据共享与基层数字能力建设，提升治理精准性。同时，注重技术适配性，推动城乡要素高效融合。唯有系统性解决现存矛盾，方能实现数字乡村从“赋能”到“内生发展”的跨越。

　　终审：魏文源

　　监审：侯欣怡

　　编校：李晓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