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所在。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推动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破解乡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产业类别单一、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难题，推动乡村产业链向综合化、协同化的方向进行系统性重构是必然选择。乡村产业链涵盖乡村社会、文化和发展等层面，不仅能改善地方经济发展，还对地方的文化与社会结构有重要影响。当前，学界对乡村产业链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二元的，具体而言，对乡村产业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产业链的价值与探索产业链发展的新模式等方面：罗振豪等人分析2010—2020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农业产业链延伸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结论;王森浩以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对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变迁、乡村治理与关系研究等方面：陈文胜指出，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结构出现了三重演变;于洁阳通过对苏南A村的研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对乡村产业链的研究必须立足于现实，乡村产业链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存在一致性，有必要对乡村产业链发展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联展开研究。

　　本文选取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山顶村为田野调查点。该地区虽非传统粮食主产区，但已形成以高山蔬菜、党参种植为特色，并融合旅游、文化元素的多元化产业结构。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旨在通过描述并分析大山顶村在产业链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当前中国农村地区产业链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价值。

大山顶村介绍与乡村产业链发展历程

　　大山顶村土地总面积96平方千米，有耕地1.8万亩(约12平方千米)，林地8万亩(约53.33平方千米)，草地6万亩(约40平方千米)。辣椒、甘蓝、白菜、萝卜等10余种绿色产品畅销，在当地享有“菜篮子”的美誉。大山顶村2021年被农业农村部表彰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该村产业链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萌芽阶段：1978年前

　　早期，该村属于传统农耕模式，靠山吃山。村民为保障基本生存，选择种植玉米、土豆等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同时，凭借独特的高山地理环境，部分村民涉足药材领域，如天麻、党参等，以填补家用。此时囿于生产技艺和工具，效率低下、靠天吃饭成为村民难以挣脱的枷锁。直到1978年，有一批村民尝试售卖种植的蔬菜，并择时种植中药材，较好地弥补了单一产业的潜在市场风险。这一批村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通过简单的农具和传统的农耕方式，开始了蔬菜产业种植的初步探索。

成长阶段：1978—2004年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农业生产进入以数量规模为主的增值模式。大山顶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激发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内在动力转化为实际行动。大山顶村出现“一户先富，众户竞逐”的鲜明态势。率先精准捕捉市场时机、涉足蔬菜种植的农户，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这种现象在村民群体中引发强烈的正反馈，蔬菜种植的队伍不断扩大。很快，以萝卜、包菜为代表的农作物大面积种植，大山顶村规模化种植拉开序幕。

　　转型初期，大山顶村种植产业发展艰难，传统理念与新兴思维相互博弈，衍生出诸多矛盾。长期囿于为自家提供食物的传统模式，村民面对市场多元需求时，陷入了认知与行动的双重困境。在生产环节，品质把控缺少科学规范，种植规模决策仅凭经验直觉，缺乏精准规划。每至丰收时节，村民满怀期待将蔬菜运往市场售卖，却因产品质量参差、供货波动，频繁遭遇收购商压价。村民因缺乏竞争能力与销售渠道，只得无奈接受低价现实。值得庆幸的是，市场机制蕴含着强大的自发调节力量。在不断碰壁与反复摸索的过程中，村民逐渐适应市场规则，开始敏锐捕捉市场需求信号，动态调整种植品种，主动学习科学种植技术，力求提升蔬菜品质。

成熟阶段：2004—2019年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大山顶村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以“王商公司”为代表的农业合作社入驻，成为撬动当地产业变革的关键支点，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冲突。合作社入驻虽为村民带来诸多利好，却与既有模式产生碰撞。技术引入环节，前沿种植技术标准化、体系化与自祖辈习得的农业经验发生冲突;资金扶持环节，规范化的资金支配程序与农户随意支配的习惯相悖;销售环节，蔬菜种植全流程的严谨标准与农户自主销售的灵活性出现对立，部分农户担忧失去销售主导权。然而，冲突中亦孕育新机。农户在合作社组织下，渐次融入产业化链条前端，依循标准化流程种植，促使蔬菜产量显著增长、品质稳定提升。农户因稳定外销渠道安心生产，合作社掌控优质货源保障供应，双方在磨合中走向深度融合，携手推动大山顶村蔬菜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传统农耕向现代农业产业化的艰难跨越。

　　有了经验借鉴，2007年，本地乡贤黄某开办赋兴农业公司，推动了村庄种植蔬菜产业的深度发展。该公司与农民深度合作，2010年流转土地900多亩(超0.6平方千米)进行规模化种植，并实现了蔬菜的外销，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村庄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黄某成功构建了一套极具效率的蔬菜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成立赋兴农业合作公司，在种植、销售等产业端与农户、菜市场等主体达成深度合作。该模式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和统一管理，实现了资源的优化整合，保障了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升了蔬菜的品质和安全性。该模式也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增强了农户与企业的合作黏性，促进了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闭环，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和成本，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

突围阶段：2019年至今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山顶村产业深陷困境，村庄经济下滑态势明显。曾为产业领军人物的黄某于2021年决然放弃蔬菜种植，投身建材产业，此决策背后折射出蔬菜产业面临诸多棘手难题。

　　黄某表示，首先，从经济效益层面来看，蔬菜产业当前盈利能力欠佳。在市场竞争的大环境下，从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所获利润极为微薄甚至难以实现盈利。其次，区域差异凸显劣势。以西北地区为例，其农业发展有着诸多优势，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尤其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单位种植成本。其农产品在市场上具备价格优势，能够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反观本地情况，地理条件成为制约蔬菜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地处山区，本地生产效率受限，各种成本居高不下。综合以上因素，在经济效益不佳、区域竞争处于劣势以及本地诸多不利条件的叠加影响下，黄某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了从蔬菜产业转型，去寻求更具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产业方向。

　　大山顶村乡村产业链的发展，是一段适应、成长和转型的历程。从最初的自给自足，到成为全国公认的乡村产业的典范，其经验展示了乡村地区通过创新，以产业链的形式实现经济活力的潜力。

产业链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分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称之为差序格局，学界普遍将当前的农村社会现状与之对照，以此来解释转型时期乡村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杨善华提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概念，即在工业化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远近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在大山顶村产业链发展过程中，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再生产出一种基于共同生产生活实践的新型关系，具体体现在产业链的全流程中的“中间商”这一特殊角色中。

中间商的类型

　　本文所指的中间商是指在蔬菜从生产者流通到消费者的过程中，在中间环节并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个人或组织。大山顶村中间商有本村人和外地人两种，并以本村农户为主。他们参与蔬菜的交易，通过各种经济活动在市场交易链中起到关键作用。依据是否参与全产业链过程，分为“小规模中间商”“大规模中间商”以及“全产业链中间商”三种。

　　小规模中间商。以沈某为例，在外务工的同时仍经营着家中的20亩(约1.33公顷)土地。收获季，沈某联络周边合作的农户下地收菜，并与其他小规模中间商一道，将蔬菜运往恩施市华硒批发市场售卖。这类中间商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进行农产品的收购和售卖，其核心要义在于农户充分发挥了关键的桥梁作用，将蔬菜的生产与销售紧密相连。农户要在种植过程中保证产品质量，而当收获季节来临，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巧妙的转变，成为整个流程中的核心协调者。凭借对当地情况的熟悉与“身在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能够高效地将大山顶村种植分散的蔬菜加以集中。

　　大规模中间商。这一类中间商拥有更大规模的市场及供销渠道，且有更成熟全面的配套服务。本地农户杨某除了自己种植蔬菜，与上游市场的老板联系确定好收购价格和品质标准后，与家中有蔬菜销售需求的农户达成合作进行收购。在蔬菜种植环节，种子、农药等由杨某根据收购价有偿或无偿地提供给农户。蔬菜丰收时，上游市场负责运输，杨某则负责在中间沟通、交涉，并把控蔬菜质量。双方合作伊始，双方采取定金的形式来保障交易合作关系，以防任意一方被另一方欺骗，经过几次合作认为对方诚实可信后，便不再采用“定金合同”。蔬菜从村里运出后，先到省城最大的农贸市场，还会经过其他第二中间人运往更小的批发市场，再经过第三中间人运往零售商，最终才到终端市场。从大山顶村运送到某地后，杨某在大山顶村的这一套流程还需要再“复制”一遍。

　　全产业链中间商。农户黄某构建了一套极具效率的产业链模式，即通过成立赋兴农业合作公司，以公司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土地流转这一合理合法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收拢土地，同时，雇佣大批工人进行劳动种植。公司有成熟的管理团队，与农户签订合同建立合作关系，规定保底价，与农户共担利润，农户种植的种子、肥料、农药都由企业提供，并对种植农户进行技术培训。整条产业链上的劳动力全部与龙头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实现了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和统一管理，保障了生产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升了蔬菜的品质和安全性，也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增强了农户与企业的合作黏性，促进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闭环，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和成本，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经济效益。

中间商的作用

　　小规模中间商，基于亲属关系的网络。这种类型的中间商依靠其在本地的亲属关系与信任来协调生产和收购过程，这与传统差序格局的类型相一致，其社会关系是以等级和家庭为中心的。

　　大规模中间商，基于合作网络。大规模中间商通过促进不同农户间的合作，打破了亲属关系结构的排他性。这些更广泛的网络代表着向团体格局的转变。同时，社会权力也从传统的长者或户主流向主导市场与资源分配的人。

　　全产业链中间商，基于制度化与专业化的网络。全产业链中间商通过合作和共享利润模式，规范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培养了农户的集体认同感，强化了集体合作的模式，减少了对非正式网络的依赖。

　　无论类型或规模，大山顶村的中间商皆是基于传统的社会格局发展而来的，与上文提到的“差序格局的理性化”不谋而合。大山顶村产业链的发展，体现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转变，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小规模中间商，到专业化协作的全产业链中间商，产业链的演变重塑了村庄的社会结构。

村产业链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乡村产业链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

　　产业链驱动社会结构变迁。大山顶村产业链的发展，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催化剂。起初，经济活动与亲属关系紧密相连，家庭关系决定生产、劳动力分配和市场协调。随着小规模中间商的出现，他们开始弥合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鸿沟，逐渐挑战亲属关系网络的排他性。随着产业链的不断成熟，合作转变为鼓励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伙伴关系，中间商通过提供资源、执行质量标准和促进市场准入，使得合作关系愈发正规化。

　　社会变迁支撑产业链发展。传统社会结构在产业链发展早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结构提供了组织小规模生产和协调农民资源共享所必需的信任和凝聚力，在没有正式组织的情况下，亲属群体之间的信任使中间商能够有效地聚集和运输农产品，降低风险并确保公平交易。同时，随着产业链的演进和正式体系的建立，基于合同、利润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制度化合作，开始逐步补充甚至替代传统的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大山顶村的产业链发展凸显了中国乡村从单一的资源输出型经济模式向可持续的多元价值创造型经济模式转型的潜力。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市场一体化，产业链为村民提供了稳定且多元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其物质生活水平。制度化可以加强集体行动，使农户更高效地应对市场波动和资源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中间商、中介机构的发展为乡村地区引入了新的经济发展治理模式，从非正式的、亲属关系驱动转向正式的合作系统。

　　大山顶村乡村产业链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初是小规模中间商在传统社会网络中运作，依靠信任和家族纽带协调生产和销售;随着全产业链中间商的出现，合作超越了亲属关系，形成了更广泛的经济网络，社会结构正在开始从传统的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发生转变;最后，全产业链企业的兴起，通过合作制度化，形成了标准化和有凝聚力的地方社会框架。这一演变重新定义与分配了社会分工，引入了新的、专业化较强的岗位，并通过风险分配和回报机制加强了经济安全。大山顶村的经验表明，乡村产业链的发展需要关注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通过推动社会结构更稳定、更规范，才能实现乡村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牛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