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革故鼎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质生产力为主导，在社会生产环节中贯彻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理念与生产模式。新质生产力贯穿在社会各个层次、维度、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行业，通过改造升级传统行业，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农村地区作为传统行业的重要阵地，必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中承担提速增效“基本盘”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普惠金融作为解放、推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甘霖春雨”，在推动农村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结构新质优化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普惠金融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它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承载，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经验与结晶，包含了科学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劳动要素等方面。

普惠金融助力农业技术创新

　　在当前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下，普惠金融可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延长金融服务半径，促使资金更加高效地流向农业科技产业及农村新兴产业，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活水”，加速农业农村科技的发展，加强农村农业的新科技技术研发、应用和推广，也可以通过普惠金融为农村新兴技术产业赋能。此外，新质生产力着力发展以高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点的生产力，强调核心技术突破，普惠金融能够助力农业科技的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颠覆性突破，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细化到具体产品，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风险投资、科技“专精特新”投资等具备创新性的金融投资产品获得金融服务和资金，为农业新产品、种植新技术、新型农业工程技术设施提供信贷支持。农业科技有着天然的地域性、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金融服务获得性较差，而普惠金融可以弥补农业农村的天然劣势，使农业科技与金融服务破壁交织，为农业农村科技创新提供路径，促进农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普惠金融促进农业生产要素加速汇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要使生产力在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摆脱传统落后、低效的生产力发展路径，具备绿色发展、先进生产的理念。从马克思生产要素理论来看，普惠金融降低了农业农村经济活动的获得成本，农业农村企业能够有效避免因融资成本过高导致的道德风险，以更加专注地研发农业科技新产品，提高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质量与速度，实施更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农村农户的生产信息及经济信息情况，促进国家更加及时有效推进农村信用覆盖率提高，并能够掌握不同农村农户的收入状况，不断完善农村收入二次分配体制。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整个农村经济诸要素的分配方式和要素汇聚轨迹变得更加明晰、动态化，推动农村生产要素的汇聚从而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成为可能。如果随着普惠金融如火如荼的发展，农村没有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延伸，必然会出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缓慢等情况，农业科技不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融通资金，就必然限制科技、产品研发进度，迫使大部分农户采取短视且追求短期经济效应的行为开展生产活动，由此可能带来的生态破坏、产能落后、总生产要素下降与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背道而驰，进而导致社会要素资源配置公平性缺失，社会治理将面临巨大考验。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发展适配了农业生产要素发展的各项条件，能促进生产要素更加有效、公平、透明化的汇聚分配。

普惠金融引导农业农村产业升级

　　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赋能农业农村产业创新优化升级。在新质生产力明显“提档加速”的社会背景下，创新高维度、技术高密集特点的战略性农村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依托“龙头效应”由行业头部企业带动农业产业体系向创新、现代、绿色方向迈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产业结构落后、低效的困境，缓解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推动农村农业实现共同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质生产力以新要素赋能农业农村产业升级，从微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由旧质态向新质态全面升级，不仅包含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更新迭代，也包含对产业发展逻辑、生产设备的新质结合，具体表现在助力农户使用数智化农业生产设备，推动农业产业体系智能化、科技化。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加强数字分析、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深化普惠金融在农业产业转型的耕耘，帮助农户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优化升级劳动要素

　　劳动要素是农业农村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要素之一，推动农业农村劳动高效配置和结构优化是普惠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劳动要素配置的角度看，普惠金融服务能推动农业农村相关市场利用市场公允价值、价格信号激励劳动者积极投身劳动分工，推动劳动要素跨地区、跨行业高效配置。从劳动要素的结构角度看，普惠金融资金流向农村教育领域能够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解决农村因经济发展滞后伴随的教育水平滞后的问题，进而提高人力资源综合能力与成本，提升农村劳动人口综合素质。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我国农村劳动人口教育结构持续优化，农村教育发展红利持续释放，为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普惠金融的发展也对劳动力回流意愿起着积极的影响，背井离乡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资源、技术及工作经验，如果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期间的劳动工资率没有得到提高，而回乡创业、就业的预期劳动工资率将会高于在外就业劳动工资水平，即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工资收入预期收益差距缩窄甚至反超，且在普惠金融的支持下，回乡可以更容易地转化为创业原始资本，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劳动要素乘数，实现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吸引更多的在外劳动力回流，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劳动要素优化—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普惠金融促进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困境与瓶颈

商业银行同质化竞争趋烈

　　随着党中央提出的金融服务“五大篇文章”落地，农村地区作为各家商业银行普惠金融投放的主要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以及地方农村中小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上述银行扎根农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但关于普惠金融的产品大同小异，没有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互补的农村金融体系和商业模式。大型国有银行相较于中小商业银行数字技术发达，但依然与中小商业银行争夺存量优质客户，没有发挥信息科技上的优势挖掘“首贷户”等新客源，使得普惠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存在“聚集效应”，即信贷资源集中于存量相对优质的客户而对潜在客户的挖掘力度不足，造成普惠资金的“截流”现象。中小商业银行虽然天然具备网点多、地缘亲的竞争优势，但较为单薄的资金投入无法给予客户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与体验，无法满足特定农业产业长周期性、短爆发性等个性化需求。大型国有银行与中小商业银行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缺乏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意识，且中小银行负债成本天然高于大型国有银行，易引发两者为争夺普惠金融考核数据指标，从利率层面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中小商业银行的“挤出效应”。

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可持续发展驱动力不足

　　从2005年至今，我国普惠金融从“无”到“有”，完成了基础理念的普及与基本要素建设，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从“数量”多不多变成对“质量”优不优的审视考验。普惠金融在金融机构内部自上而下的利益驱动力并不充足，约束机制主要源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政策法规以及行政法规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主动参与的意愿不足，属于被动响应政策号召，且我国目前暂未修订出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法，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协调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缺乏具有权威性的约束力与外部激励制度。

农村新兴产业风险抵补能力不足

　　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新兴产业、科技产业大部分在企业划型方面归为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由于企业自身规模较小，尚未形成规范化的运营体系，易受市场风险的影响产生信贷资金偿还的相关问题。商业银行为控制风险，需要农业农村小微企业提供对应额度担保以及抵押，但受制于农村地区土地产权流转难度大、资产价格难以评估等难点，商业银行在评估农户授信额度时一般持有较为审慎的态度，即控制贷款规模以防止农业企业因经营不善导致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农村企业天然存在投入研发长周期性、经营高风险性的问题，且在农户担保额度有限、无法提供优质抵质押物的情况下，农村科技企业很难获取理想金额的普惠资金，投入研发资金依然存在较大缺口，遏制了农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普惠金融支持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发展差异化普惠金融模式

　　一是着力推动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政府应联合其他部门出台普惠金融惠农行动方案，加大对乡村以及新兴农业产业潜在客户的挖掘力度，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金融机构应立足本行优势，大型银行通过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构筑地区共享互通普惠金融发展平台，中小法人机构充分运用地缘优势，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制定多元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农业部门应着眼于制定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引导农村科技产业转型，由此建立新兴产业集群，发挥新质生产力集聚效应，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三是因地制宜建立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发达以及东部沿海等地区的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技术和资源优势，制定长期性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加大对农业农村新兴技术研发的信贷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创新能力，探索农村普惠金融新服务、新场景，提升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活力。农村经济欠发达及中西部等地区的金融机构应积极引进发达地区技术，增强农业科技企业信贷投放的精准性，“滴灌式”发展普惠金融，加强两地共建帮扶，有效推动农业技术更新迭代，提高本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探索建立普惠金融激励机制与法规制度

　　一是地方政府应与监管部门联合设置普惠金融指标，细化合理可取的正向激励标准，通过列明多维度数据指标考核的方式将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指标列入监管细则与政府发展规划之中，明确普惠金融指标并具有可操作性与合理性，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与地方经济发展质效。根据金融机构的主体需求，可以给予普惠金融指标完成较好的金融机构适当的物质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包括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奖励金等;精神激励包括普惠金融相关的荣誉褒奖、银政干部岗位交流、普惠金融资质评定、定期向社会公示普惠金融达标机构、合理精简业务审批流程与手续等。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功能可以激发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内生驱动力，充分发挥财税激励制度的作用可以更好调动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二是探索设立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法规。我国目前农村普惠金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形成体系，现行相关行业规范多为政策性文件，尚未形成一部正式的普惠金融领域基本法。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至少需要明确立法的初衷目标、基本原则、所有政府与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等，参与主体至少应包含普惠金融的参与者、普惠金融服务享受者、政府及监管部门，并在法条中明确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立法的形式约束金融机构投放普惠金融贷款，使其具有自觉性，在普惠金融支持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合理的法规指引与规范作用。

多渠道补充拓展农村新兴科技企业融资渠道

　　一是加强农村数字互联网技术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建设移动金融公共服务平台与系统，引导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加快提升各类业务的数字化水平，实现数据智能化支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有效普及。同时，推动数据智能化对农业农村新兴科技产业的数据剖析与挖掘，多维度、长周期地挖掘农村科技企业发展潜力，量身定制相关企业的融资金额与信贷周期，加强科技创新，持续拓展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普惠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推动银行网点向集约化、智能化、特色化发展，优化农业农村企业申贷流程、金融业务覆盖面，为其提供更加高质高效、贴心贴身的金融服务。二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农村土地、资产流转制度，了解不同农村科技企业的借贷需求特点和抵质押品的价值性，探索农村资产证券化。例如，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林权等不动产，努力实现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在可得性、适当性和匹配性上的优化。

　　编校：董亚泥

　　网络：柳绣华

　　监审：乔星琦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