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义务教育已由基本均衡发展到优质均衡，集中体现为城乡教育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从均衡发展向优质均衡发展转变，是促进教育公平公正的保证。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发展格局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建设高质量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均衡，更是教育公平理念的践行。深化协同推进机制，构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与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动态适配体系，打造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协调把握好教育均衡中公平与效率的尺度，是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有力支撑。

现实问题

　　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

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差异

　　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致力于校内建筑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在物质上有效缩小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这种模式显著提高了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教学设备水平。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固然能改善落后区域的办学条件，但这仅是实现教育优质均衡的初步阶段。教育优质均衡是既有公平又有质量的教育，不仅体现在实物资源和指标上，还体现在优质教育机会上，是涵盖了资源、质量、过程及结果的均衡。我国教育资源分布的梯度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和职业发展上。为提高乡村地区师资水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持续推进师资配置的优化，包括公费师范生定向就业计划、西部计划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等，一些职称评定标准和薪酬福利也向乡村学校倾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如何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动态适配，仍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需持续深化的改革议题。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结构性困境。当前，乡村地区师资供给呈现出地方师范院校为主体、非师范院校参与的特征。受区域发展梯度差异的影响，名校师资的校际差异显著。

　　乡村学校的学生能力水平差异较大，加之，这些学生常常面临更为复杂的家庭背景，这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个性化教学技巧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然而，在资源相对有限的乡村地区，教师往往缺乏充分的培训机会，这可能会妨碍他们实现预期的教育效果。

　　乡村地区存在学科供给弹性不足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体育、美术和音乐课程师资相对薄弱，部分学科教师兼任其他学科教学。这种教育要素配置的阶段性特征影响了乡村地区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其能力和兴趣的培养，让乡村地区在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道路上面临挑战。

　　乡村教师队伍稳定性面临现实挑战。优质教师资源持续向城区聚集，使得教师资源形成了向城区单向集中的格局，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构建教育人才流动新格局，是破解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难题的关键。

教育发展模式边际效益递减

　　随着家庭和社会对优质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许多地区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并提升教育质量，开始积极探索新型教育模式，名校集团化办学、城乡学校一对一帮扶、名校办民校等模式应运而生。这一系列新型教育模式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优化，但这种主要依赖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对乡村的单向输出的方式，对于乡村教育的提升程度尚无准确定论。

　　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进一步导致了校际竞争日益激烈，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陷入了升学竞争的恶性循环。在以升学率为核心指标的考核制度下，当前的教育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构性矛盾。虽然“双减”政策有效规范了课外培训市场秩序，但仍存在部分机构规避监管的现象。部分教学实践过度聚焦解题策略的精细化，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虽然能在选拔考试中产生个体的相对优势，但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容易引发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困境。

　　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教育体系表现出梯度差异发展特征。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部分政策实施仍存在空间适配性不足的问题。部分乡村学校在借鉴城市教育经验时依赖于标准化移植，可能导致乡土文化育人功能的削弱。在城区优质学校“虹吸效应”和示范效应的交互作用下，创新城乡教育协同发展机制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问题日趋凸显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确保每一所学校符合国家办学标准，办学经费得到保障，教育资源满足学校教学要求，开齐国家规定课程，教师配置更加合理，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学校建设的标准化与布局的科学性和区域内教育优质均衡程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实际的新建学校布局规划和老旧学校改造调整过程中，城区教育集群的能级提升工程往往伴随着乡村老旧学校的改造与撤并，这种资源整合方式虽在短期内提高了教学设施利用率，但可能会引发教育生态多样性的弱化，并加速优质教育向城区聚集。

　　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效应，探索“校城联动”的发展模式，以优质教育资源为空间锚点，引导人口聚集和配套设施优化。这种政策设计在客观上形成了教育公共服务与土地价值提升的协同机制，教育资源配置的辐射效应持续增强，在短期内助推了学区经济增长，但多维发展目标间的动态平衡问题日趋凸显，亟须构建教育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协同机制。

全方位育人生态未建立

　　当前，乡村教育生态面临多维挑战，乡村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的建构具有显著的现实紧迫性与战略价值。一是乡村家庭教育功能的代际传递面临空间阻碍。乡村留守儿童规模较大，导致儿童的情感支持与行为规范面临阶段性弱化困境。二是城乡间家长教育素养存在梯度差序。乡村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略低，在家校沟通中普遍存在教育认知代际差异与数字化鸿沟。三是社会支持系统呈现出非均衡嵌入特征。行政村文化站覆盖缺口与设施空转现象并存。这种多维困境催生了协同育人机制范式的创新诉求。教育现代化进程要求构建新型协同关系，需攻克三大难题：家庭与学校育人功能和责任边界的动态调试、教育资源配置离散化与育人需求系统化的结构性适配、教育评价工具的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回归的融合。

路径思考

破除思维定式，树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教育理念

　　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教育并非单纯是落后的改造对象，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教育治理观，优先保障乡村教育文化的完整性，再探索其与城市教育体系的衔接路径。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城乡教育关系正从非对称性补偿转向结构化均衡，通过资源要素双向对流、质量标准动态互鉴、治理能力协同进化，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教育共同体。

　　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亟须破除“城市即中心，乡村即边缘”的思维定式，构建三维协同的认知框架。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将城乡教育简化为“先进与落后”的固有思维，通过教师轮岗形成的认知镜像消解对乡村教育的文化偏见。建立差异即资源的意识，使城市学校的创新基因与乡村学校的文化根系在课程开发、质量评估等环节产生共鸣。

　　要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的制度性重构，关键在于破除要素流动的空间阻隔，实现资源、生源和数据的跨域重组。这要求创新双循环的要素配置机制，在城市端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搭建融合教研平台，将优质学校课程资源经在地化改造后向乡村学校精准输送;在乡村端激活乡土文化，开发非遗传承、生态教育等特色课程反哺城市学校，形成技术赋能与文化反哺的共生路径。

创新教育发展模式，发挥乡村教育的独特优势

　　乡村教育的现代化转型绝非对城市模式的简单复刻，而是要构建乡土文化基因与现代教育要素有机融合的新乡土教育范式。陶行知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经典论断在此获得新的时代注解。当城市学生在标准化教室接受虚拟仿真实验时，乡村学生正通过田间地头的劳动教育实现具身认知。这种差异不是发展层级的区隔，而是教育生态多样性的体现。

　　实现优质均衡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乡村教育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构建赋权与赋能的双轮驱动机制，打破高度集中且标准化的管理体制，赋予乡村学校课程开发、教学组织等自主权，鼓励其依托本土非遗传承、生态资源开发特色课程。另一方面，创新双向赋能型的城乡帮扶模式，将城市对乡村的单向资源输送转变为城乡教育要素的结构化对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将传统单向帮扶中施与受的固有关系解构，代之以文化反哺与技术共享。这种变革不仅需要政策上建立包含乡土教育指数的新型评估体系，更依赖教育主体认知范式的根本转变。

协调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纾解城乡教育困境，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深度嵌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构建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机制。在人口“乡向城”流动与“城向乡”回流的双向流动背景下，教育规划应突破静态均衡的思维，建立与域内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态联动的教育发展模型。在人口净流入的区域，通过教育服务半径精准配置教学资源;在人口大量流出的村镇，将小规模乡村学校转型为乡土文化的传承点和技能培训基地，使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转化为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支点。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将学校布局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保每所乡村学校既承载基础教育功能，又作为乡村文化传承点激活着在地资源。当乡土文化课程的开发带动着非遗产业的孵化，学校菜园成为当地生态农业实践基地，教育的经济赋能效应便由此显现。这种变革要求建立“教育—产业—文化”治理共同体，通过校长兼任乡村发展顾问、企业参与特色课程开发等机制，使教育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践载体。

健全多方共治的教育治理体系

　　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可持续推进，亟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协同参与和学校主动作为的多元共治生态，通过制度牵引，形成目标协同、责任共担、资源互补的保障体系。在操作层面，应着力打造复合型保障机制。构建教育共同体网络，通过统筹教育、发改和文旅等部门，建立权责清单，实现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的立体化协同;创设具备动态监测和弹性反馈的智慧管理平台，依托大数据中心开发优质均衡发展指数，将乡土课程开发度、城乡教师流动率等指标纳入评估体系。这一过程不能仅依靠政府主导，还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政府需从制度供给端发力，为社会力量参与铺设制度化通道。高校可转型为智慧枢纽，通过大学生驻校研习与乡村教师进高校研修的双向通道培养复合型教师。企业则需超越简单的物资捐赠，探索产业与教育的共生模式。非政府组织应从公共服务的补充者角色转变为创新的策源者，通过志愿者教师与在地文化传承人的方式使非遗传承融入国家课程体系。这种多元协同并非机械的叠加，而是通过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机制形成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转化闭环，构建起既有政策刚性又有市场弹性、既保证基本公平又促进特色发展的教育优质均衡新生态。

　　终审：魏文源

　　监审：罗学茹

　　编校：李晓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