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本文聚焦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与实践模式，并通过实证调研揭示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河源市通过“党建引领—资源整合—服务下沉—人才支撑”四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形成了“红色文旅融合型”“产业驱动共治型”“志愿服务嵌入型”三类典型治理模式，充分展现出基层乡村治理结合当地优势资源助力构建探索治理路径的有效成果。

研究介绍

研究背景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同时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文件充分凸显出多元主体协同这一措施在促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核心作用。乡村治理并非单一主体把控的“独角戏”，而是党组织、基层政府、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其关键在于构建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协同机制。该文件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把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建设水平、治理水平作为总目标，画出了新时代农村工作的“路线图”。

　　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模式正悄然经历深刻变革，从传统单一主体治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作为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典范，自2021年以来累计创建了国家级乡村治理示范村4个、省级示范镇12个、省级示范村78个。同时，在广东省首批乡村振兴示范镇村的名单中，河源市共有2镇27村入选。这些成果表明河源市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方面塑造了一批成功的典型案例，为研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这一理念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通过党建引领，整合政府、村民、企业及社会组织，形成多元协同治理典范，其内在机制与推广逻辑亟待解构。

研究目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传统单一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复杂需求，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格局成为必然选择。本文旨在深入剖析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中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与实践模式，试图解析政府、村委会、村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互动关系与协同路径，揭示其成功经验与内在规律，力求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深化对乡村治理内在规律的认识。同时，丰富和完善乡村治理理论，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研究视角，检验并完善既有的协同治理理论，推动其与乡村实际的深度融合，为乡村治理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实证依据与分析框架，推动乡村治理路径研究科学化与精确化。

　　2.实践意义

　　在实践层面，本文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揭示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障碍因素与制约瓶颈，并尝试提出完善参与机制;同时，通过总结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帮助其他地区科学测量治理效果、识别薄弱环节、优化治理策略，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和指导，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文献综述

　　1.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协同治理模型。Ostrom(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协作能够有效应对复杂治理问题，为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撑;Ansell和Gash(2008)进一步完善“协同治理”模型，主张通过制度化协商机制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包容性参与。然而，这些理论多基于西方制度背景，对中国乡村治理中党建引领、文化差异等特殊性的解释有限。

　　2.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模式与机制创新

　　现有研究围绕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与利益协调展开，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模式。

　　党建引领与资源整合：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的模式实现治理统筹，形成了“红色文旅”“生态共治”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治理模式。陕西L县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党领共治”机制，通过织密“红色网格”提升治理效能。此类研究凸显党建引领的“黏合剂”作用，但对行政主导与村民自治的平衡机制探讨不足。

　　合作社与多主体协同：于欣(2021)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提出“耦合协同治理”框架，揭示合作社通过“资源赋权”“组织赋能”链接政府、企业与村民的路径。然而，基于我国各地乡镇实际情况，此类模式在欠发达地区的适应性仍需验证。

　　区域案例比较：东莞市H镇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表明，多元主体协同需解决“合作难度大”“目标整合难”等问题。例如，荣县东佳镇则因政府主导过强导致多元主体参与不足。区域差异凸显治理模式需因地制宜。

　　3.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创新点

　　尽管本文力求全面深入，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需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完善。

　　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机制，如党建引领或利益协调，对“党建引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动态联动性缺乏系统性解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不足，未能充分回应中国乡村权力结构与文化传统。

　　实践层面：案例研究集中于江浙、广东等发达地区，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所有乡村类型。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模式挖掘不足，这些地区的治理可能面临特殊挑战，需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对“红色文旅”“生态共治”等新兴模式的可持续性分析较为薄弱。

　　方法论层面：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涉及复杂的作用机制，往往需要更加精细的定量研究来验证理论。而在本研究中，定性分析与政策描述占主导，定量数据支撑不足。例如，村民参与度与治理效能的正相关性虽被提及，但缺乏大样本实证检验。

　　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构建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从组织嵌入、资源整合、利益协调等多个维度解析协同机制;二是结合实践案例，提出解决人才流失、产业薄弱等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增强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三是通过对广东河源典型村庄的深入研究，拓宽乡村治理研究的地域视野，为其他地区乡村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研究方法

案例选择

　　本次研究选取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中的典型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香溪村，源城区埔前镇陂角村、坪围村，龙川县龙母镇白佛村等，这些村庄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均具有代表性与示范性。

数据收集

　　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了一批规模可观的数据。实地走访观察村庄治理现状与多元主体参与情况，拍摄实践照片200余张，录制访谈视频10段;问卷调查覆盖村民、村干部、企业负责人等，充分了解其对乡村治理的认知、态度与参与意愿，发放百余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78%;访谈则深入获取各方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作用、面临的挑战等信息，对村干部、村民代表、企业负责人等30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数据分析

　　1.定量分析

　　采用SPSS26.0进行信效度检验、卡方分析和描述性统计。

　　2.定性分析

　　运用NVivo 12对访谈文本编码，提炼“党建引领”“主体互动”“治理效能”三大核心主题。

研究讨论与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1.党建引领机制

　　组织嵌入：以陂角村为例，当地党组织牵头构建“村党总支—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三级网络，实现42个自然村治理全覆盖，通过“党员联户”制度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237件。

　　资源整合：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村民自筹，形成“1+N”资源池。以下屯村为例，该村整合财政资金500万元、社会资本800万元，打造“红色研学+生态农业”产业链，2023年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从4万元增长至80万元。

　　2.利益协调机制

　　责任共担：白佛村与腐竹企业签订《村企共建协议》，企业提供技术培训，村委会保障原料供应，村民以土地入股，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共同体，户均年增收1.8万元。

　　利益共享：香溪村推行“积分制”，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可兑换生活用品，将参与乡村治理事务与个人生活利益相挂钩，2023年累计兑换积分12.6万分，环境满意度提升至89%。

典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实践模式

　　1.“党建引领+红色文旅”模式(下屯村)

　　下屯村开发“阮啸仙故居—红色审计馆—生态农场”研学路线，年均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村民就业230人，民宿产业年收入突破500万元。此外，创新“红色IP+电商”模式，推出“阮啸仙的故事”系列文创产品，借助电商平台扩展销售渠道，线上销售额占比达40%。

　　2.“党建引领+生态共治”模式(陂角村)

　　陂角村组建“党员+乡贤+志愿者”生态保护队，完成河道治理2.3千米，垃圾分类覆盖率达100%，获评“广东省生态宜居示范村”。该村还引入“碳普惠”机制，村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碳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抵扣物业费。通过“碳普惠”累计发放碳积分12.6万分，兑换率达89%，此模式可为类似生态敏感区提供参考。

现实梗阻与理论反思

　　1.人才断层

　　调研显示，58.97%的村民认为“人才流失、老龄化严重”是首要问题，部分村党支部干部年龄结构老化，平均年龄52岁，创新能力与接受能力不足;同时文化程度偏低，大专以上学历仅占29.91%。且存在补贴少、晋升渠道窄等问题，导致治理主动性未达到理想水准。

　　2.文化冲突

　　白佛村存在方言沟通障碍(普通话普及率不足60%)，同时传统习俗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冲突(如节日活动占用公共资源)。这些文化方面的不和谐带来的是认同感的不统一。

　　3.生态治理复杂

　　万绿湖景区游客激增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导致植被破坏的情况频繁发生(踩踏损毁率达18%)、垃圾污染的问题日益凸显(日清运量超3吨)，景区治理周期长达5—10年。

　　4.村民参与度低

　　59.83%的村民未参与过治理活动，34.19%的村民对治理内容“听说过但不了解”，白佛村村民专注腐竹产业(80%精力投入家庭生产)，对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弱，忽视集体参与乡村治理决策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与理论贡献

　　本文揭示了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丰富了乡村治理理论。研究表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及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这一发现为乡村治理理论增添了新内涵，拓展了乡村治理研究的视角。

实践启示与政策建议

　　1.经验总结

　　党建引领是多元协同的“黏合剂”，需强化基层党组织统筹能力。利益共享机制是主体协同的“稳定器”，需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

　　2.政策建议

　　机制优化：推行“揭榜挂帅”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认领治理项目，提升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例如，陂角村通过“企业认养河道”模式吸引3家企业参与环境治理。

　　人才引育：实施“雁归计划”，提供返乡创业贴息贷款(最高50万元)、住房补贴(本科5万元/人)。2023年吸引87名大学生返乡，其中32人担任村支书助理;建立“乡村振兴导师库”，邀请农业专家、非遗传承人等开展技能培训。2023年累计培训村民1 200人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30人。

　　技术赋能：建立“县—镇—村”三级数字治理平台，整合党建、民生、产业数据，实现治理需求精准匹配。如开发“智慧乡村”App，嵌入“方言翻译”“生态监测”功能，并设置“村民议事厅”“项目进度追踪”模块，实现治理需求精准匹配与文化、生态问题协同解决。

　　因地制宜：结合不同乡村的特征进行适应性调整。例如，山区乡村可依托数字治理平台(如“智慧乡村”App)，突破信息壁垒，推动建立“云治理”模式;平原地区可通过“红色文旅+现代农业”，深化产业链融合;集体经济强村(如下屯村)可强化“村企共建”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产业链延伸;经济薄弱村(如白佛村)应侧重“土地入股+技术帮扶”，激活内生动力;对老龄化严重、人才流失的村庄，需优先实施“雁归计划”与“导师库”技能培训，辅以远程教育平台提升村民参与能力。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虽深入剖析了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与模式，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典型村庄，样本的代表性有限;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采用更丰富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乡村中的应用与创新，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研究总结与展望

研究总结

　　本文通过对广东河源“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协同机制与实践模式。研究表明，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是成功实践的首要启示。不同乡村的资源储备、发展阶段、社会基础各不相同，应基于本地实际选择适合的治理模式。同时平衡政府引导与自主发展是可持续协同的要点。

未来展望

　　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特别关注偏远地区乡村、少数民族乡村、资源枯竭型乡村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治理问题。采用更丰富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乡村中的应用与创新。同时探索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创新方案，构建新型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赵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