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雁门关外、黑坨山脚下的峙峪村，是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古老村落。村庄东侧依偎巍峨的天涯山脉，西侧则紧临潺潺流淌的滹沱河，村东有壮观的峙峪大峡谷，村西北则是见证了远古文明的峙峪遗址。

　　踏入峙峪村的那一刻，一股历史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古老的房屋历经风霜，见证了岁月的流转。那些由数代人辛勤劳作堆砌起来的石墙，承载着世代传承的智慧。峙峪遗址剖面展露的灰烬层，更是无声地诉说着远古时代的文明与辉煌。

　　在这里，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历史的脉络上，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于那份厚重的历史感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

古旧的房屋

　　2024年1月，国际重要学术期刊《自然》子刊——《自然·生态学与进化》(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在线发表了题为“Initial Upper Palaeolithic material culture by 45,000 years ago at Shiyu in northern China”的学术论文，公布了山西朔州峙峪遗址发现于距今4.5万年前的一系列现代性文化证据。这一发现将峙峪遗址的年代精确厘定为距今4.5万年，从原来的3.5万年左右向前推进了将近1万年。

　　峙峪遗址坐落于大同盆地的西南隅，也就是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峙峪村的西北方向。作为华北地区一处关键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它在揭示人类历史文化脉络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年10月7日，峙峪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标志着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获得了广泛意义上的认可。该遗址对考古工作人员和历史研究者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的起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宝贵资源。

　　早在1963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基人之一贾兰坡院士及其团队就在山西省朔州市西北部的黑驼山脚下，意外发现了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过深入的发掘、详尽的考证和细致的研究，这一遗址最终被命名为“峙峪遗址”，并成为研究古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

　　峙峪遗址占地面积较大，南北绵延百米，东西横跨十五米。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许多珍贵的遗物，出土有人类枕骨一块，石制品15000多件，烧石、烧骨等多块，装饰品一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而这些遗物都是峙峪人生产生活的真实见证，为我们揭示了远古时代峙峪人的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

从外看峙峪遗址

　　根据出土的峙峪人枕骨化石，考古工作人员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观点：峙峪人的生活年代早于北京山顶洞人，但晚于山西丁村人。这一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人类演化的重要线索，也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的认识。这些珍贵的化石和遗物，为我们揭开峙峪人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峙峪遗址中出土的石器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总计超过两万余件，包括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以及石镞等。这些石器以小型为主，大型石器极为罕见，砍砸工具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精心制作的石器充分展现了峙峪人卓越的石器制作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一件石镞。这一重大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峙峪人已经掌握了弓箭的制作技术。弓箭的发明不仅标志着峙峪人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科学技术与创造性劳动相结合的典范。这一成就不仅极大提升了峙峪人的狩猎效率，也展示了他们的智慧。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进一步揭示了峙峪人已经掌握了用兽皮缝制衣物的技术。这一发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峙峪人生活的生动画面，展现了他们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深入探索峙峪遗址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还惊喜地发现了经过细致打击形成的骨尖状器，以及一些打制痕迹清晰的骨片。这些骨制品不仅展现了峙峪人卓越的工艺技巧，还体现了他们多样的生活需求。其中，一部分骨制品被推断为实用类工具，可能用于日常狩猎、劳作或生活琐事;而另一些则疑似为峙峪人的骨雕作品，这些作品线条流畅、造型独特，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些珍贵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峙峪人的生活习俗提供了实物证据，还为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审美需求和文化特征打开了一扇窗口。这些骨制品成为研究峙峪人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资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这一远古时期人类社会的认识。

　　此外，峙峪遗址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发现——一个扁圆形的石墨装饰品。这个装饰品独特而神秘，代表了峙峪人卓越的磨制与钻孔技术。这一装饰品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展现了峙峪人对审美的追求。在远古时代，这种对美的敏感和追求显得尤为珍贵，它向我们展现了峙峪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峙峪遗址外围

　　除了精心制作的工具和精美的装饰品外，峙峪遗址还蕴藏着丰富的动物化石。这些化石与灰烬、石器和烧骨交织共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史前生活画卷。其中，一部分化石密集成层，而绝大多数则是单个的动物牙齿。这些牙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保存状态良好。特别是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这进一步说明峙峪人与这些动物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众多哺乳动物化石中，野马化石的数量最为可观。经考古工作人员的细致鉴定，这些化石代表了至少120个野马个体。此外，野驴化石也颇为丰富，代表至少88个野驴个体。这一发现清晰地表明，野马和野驴是数万年前峙峪人猎取的主要对象，它们为峙峪人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鉴于峙峪人对野马的特殊偏好和依赖，他们被后世形象地称为“猎马人”。这一称谓不仅体现了峙峪人独特的狩猎文化，也彰显了他们在史前社会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随着对峙峪遗址的深入探索，我愈发被峙峪人展现出的卓越智慧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打动。远古先民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文化。他们充满智慧，坚韧不拔。我的眼前逐渐浮现出他们的生活场景……

　　在遥远的4.5万年前，峙峪人生活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山峦之上，森林繁茂;丘陵间，灌木丛生;平坦的草原上，草木丰茂;河流中，鱼儿游弋。他们与羚羊、野马、野猪、鹿以及鸵鸟等动物和谐共存，但为了生存和繁衍，他们不得不外出捕猎。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峙峪人选择了群居的生活方式，与那些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生物抗衡。他们制造弓箭，打磨石器，设置陷阱。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他们的安全，也确保他们能繁衍生存。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竞争与挑战，深刻体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

　　峙峪人还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迁徙。尤玉柱在《忆峙峪遗址》一书中提及，峙峪人并非始终定居在峙峪河与小泉沟的交汇处。他们可能只在夏秋两季选择在峙峪河畔居住，在冬季则迁徙到较为温暖的南面。然而，这种群体性迁徙往往伴随着老弱病残的牺牲，但这亦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峙峪人的遗物宛如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无声地诉说着人类从远古时代走来的辉煌历程。尽管岁月流转，往事如烟，但他们的足迹和留下的宝贵遗产将永远镌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峙峪遗址部分遗存

　　编校：肖慧敏

　　网络：柳绣华

　　监审：原琳娜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