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乡村振兴提升至国家战略核心位置。这一战略并非单纯追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致力于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治理的全面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求“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界定了基层党组织的法定职责;《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通过“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机制强化党建责任考核;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实施的“党建+产业”“党建+人才”专项行动，共同构成多层次政策支撑体系。​

　　办好农村的事，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执行者，承担着协调多元利益主体、整合分散资源、引领发展方向的关键职能。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法律层面固化了党建引领的制度基础，面对乡村治理复杂性，亟须探索党建引领与本土规则深度融合的路径。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中，法治融入基层也是不可缺少的。农村地区受传统习俗影响深远，村民对复杂法律程序的接受度较低，存在“有法不依”与“执法成本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村规民约、行业规范、习惯做法等隐性规则展现出独特优势，其以通俗化表达降低理解门槛，通过乡贤调解、道德评议等柔性机制实现矛盾前置化解，同时与正式法律形成互补。例如，浙江省安吉县高禹村通过“五个所有”村务公开制度，将财务决策流程简化为村民易懂的形式，既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又避免了法律条文生硬套用引发的抵触。这种“软法之治”与“硬法之治”的结合，实质上构建了党建引领下规则意识与制度规范协同发力的治理生态，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本文遵循“理论分析—案例实证—路径提炼”的研究框架，系统梳理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典型实践案例探讨了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提供借鉴。

党建引领与法治护航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自成立之日起，党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工作，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战略任务，持续推动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基层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具体行动，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例如，安吉县双一村基层党组织统筹竹林经营权流转，创新“合作社+碳汇交易”模式，既发展了集体经济，又实现了生态保护，彰显了党对生产关系的动态调整能力。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共同体”，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正是通过构建“现实治理共同体”，将分散的农民组织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主体。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体现了中国传统“礼治”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的有机融合。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主要依靠“礼治”维持秩序，强调习俗规范与道德约束;而现代治理则更加注重法治精神和制度化管理。党建引领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创新治理机制等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土，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例如，安吉县鄣吴村在保护古建筑、古遗迹时，既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维护与修缮，又引入文物保护法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建设微型博物馆和文化项目，形成了兼顾文化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治理模式。这一做法体现了传统“礼治”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结合的生动实践。

党建引领与法治护航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党建聚合力，法治护产业​

　　袁家村曾因资源匮乏陷入贫困，村党支部提出“以关中民俗为魂，发展乡村旅游”的转型思路，通过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实现从“空心村”到“中国乡村旅游第一村”的跨越。村党支部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党员带头入股，带动全村大部分村民参与，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体。通过统一规划功能板块，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体系;注册集体商标，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推行党员商户挂牌经营和“诚信经营红黑榜”监管机制。​

　　在“党支部+企业+农户”模式中，村党支部引入社会资本开发高端民宿、研学基地，实现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截至2024年，礼泉县袁家村年接待游客800万人次，综合收入超12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在法治保障层面，合作社与商户签订统一格式合同，明确收益分配、安全责任等核心条款;成立维权小组，维护“袁家村”品牌知识产权和市场秩序;设立游客调解中心，采用“情理+法理”调解模式，使2023年景区投诉率大幅下降。​

　　袁家村的成功带动周边12个村共同发展，形成“袁家村模式”辐射效应，是真正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优秀案例。该案例入选2023年农业农村部“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库”，证明基层党组织通过构建经济组织与发展模式，能有效整合资源、规范市场秩序，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党建引人才，法治固根基

　　大湾村曾经是贫困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村党支部紧扣“人才是第一资源”，结合“金凤还巢”“双招双引”政策，大力实施能人回归工程，破解“谁来种地”难题。人才引进方面，落实返乡人才住房保障、创业补贴等配套政策，创新“四联四帮”工程，组织党员与返乡人才结对帮扶，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田间学校”，开展技能培训。产业培育方面，大湾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形成“山上种茶、山下迎客”茶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村党支部统筹土地流转、市场对接，党员带头试种新品种，引进茶叶深加工企业，创造就业岗位吸引人才回归。

　　法治护航是人才留得住、发展好的关键。大湾村严格执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范本，减少土地纠纷，协助返乡人才申请专利与商标，建立品牌保护机制;监督企业签订规范劳动合同，实现“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发展，为欠发达地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实践样本。

四川省郫县区战旗村：党建绘蓝图，法治护生态

　　战旗村曾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环境污染面临发展瓶颈。基层党组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通过“党建+生态治理”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同时以法治手段约束生态破坏行为，实现绿色振兴。

　　村党支部牵头关闭高污染企业，搬迁了一批规模养殖场，建成蓝莓基地、百亩油菜花田等，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绿道体系，有机串联周边特色林盘和田园综合体，美化乡村景观。例如，基层党组织引领生态环境参与分红，村民以土地入股;引入文旅企业结合当地企业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形成了集生态观光、红色旅游、研学培训、休闲度假、亲子体验、会务接待于一体的旅游发展模式。根据《四川日报》2022年5月15日题为《再次走进乡村振兴的“明星村”——“战旗”焕新颜 村民展笑颜》的报道，截至2021年，战旗村共接待游客约1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69万元。

　　针对生态治理中的违规行为，战旗村创新推出“志愿服务积分制”，并将生态治理内容融入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在垃圾分类、庭院绿化、农田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从制度层面为生态治理提供了保障。战旗村通过党建引领生态治理，实现了从“污染村”到“生态村”的转变;法治约束则保障了生态成果，该村在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18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的通知》中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本案例体现了基层党组织通过将生态理念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村规民约，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方式实现了软性倡导与硬性约束的结合，使乡村振兴在生态保护的轨道下进行。这是以“法治思维”弥补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衔接不畅的生动范例。

党建引领与法治护航乡村振兴的优化实践路径

　　本文提炼袁家村、大湾村、战旗村典型案例的优秀实践经验，立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聚焦党建引领与法治护航的协同发力，从引领能力提升、资源整合、监督机制优化三个维度，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验借鉴，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基层党建引领能力，筑牢核心支撑

　　三大案例均以“党员带头示范、精准服务群众”为核心抓手，结合各村实践特色形成差异化党建路径。本文基于优秀案例党建工作的特色经验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共性规律，构建贴合乡村实际的标准化党建引领路径。

　　一方面，着眼于提升党员队伍的复合型实践能力，立足乡村发展实际需求，复刻大湾村“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田间学校、开展技能培训”的经验，联动当地高校、职业院校开设定制化培训课程，围绕党建引领发展、法治乡村建设等专题系统学习农业经济、乡村治理、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进一步抓实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借鉴袁家村“党员带头入股创业、牵头规范经营秩序”的实践，强化党员创业带富、规范治理的能力;参考战旗村“党员带头投身生态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做法，根据乡村发展实际需求，举办各类实用技能培训班，如新媒体运营、电商营销、农业技术等，邀请专家学者或行业能手授课，帮助党员掌握新兴技能，应对新时代潮流，通过这些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学习大湾村“党员结对帮扶返乡人才、精准破解创业难题”，吸引人才返乡，缓解村落老龄化压力;借鉴袁家村“党员对接商户农户、统筹利益分配”、战旗村“党员联动村民、共建生态家园”的工作理念，创新推行“党员联户”制度，每名党员联系10户群众，既宣讲党的政策，又收集社情民意，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确保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回应，让党建深扎基层，引领乡村振兴。

畅通资源整合渠道，完善制度衔接机制

　　本文紧扣袁家村、大湾村、战旗村“因地制宜整合资源、以制度衔接保障规范发展”的实践精髓，聚焦部分乡村资源分散闲置、部门间的“信息孤岛”、权责边界不明晰等突出难题，形成党建引领与资源整合、法治规范深度协同的路径。

　　第一，制定乡村资源整合利用总体规划，全面调查评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明确数量、质量、分布与开发潜力，因地制宜精准借鉴各村资源整合的特色打法，如袁家村“聚焦关中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村集体、党员、农户及社会资本力量，搭建‘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的经验，立足本地文化资源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参照战旗村“依托生态禀赋，流转土地资源发展生态农业，整合文旅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的实践，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结合大湾村“整合土地资源发展茶产业、对接人才资源支撑产业升级”的做法，打破资源分散闲置局面，实现各类资源的精准匹配。

　　第二，成立乡村资源整合协调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健全协调机制。定期开会解决跨部门、跨层级问题，加强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

　　第三，参照战旗村“将生态治理要求融入村规民约，推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有效衔接”的做法，加大村规民约修订指导力度;借鉴袁家村“规范合同管理、成立维权小组强化品牌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完善合同监管与品牌保护机制，组织法律专家深入乡村，规范村规民约与合同制定程序、细化条款内容，确保合法合规、贴合实际。通过多渠道宣传引导，增强村民遵守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优化监督机制，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深化案例中“透明化参与式治理”，构建“党建引领、法治保障、群众参与”的多元监督体系。第一，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当前，农民易在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等事务中因信息不对称与程序不熟悉而权益受损，其根源在于有效参与的缺失。借鉴大湾村“规范土地流转流程、公开权益分配”的透明化经验，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由村民推选代表组成独立监督小组，参与村务决策过程，对资金使用、项目招标等重点环节进行跟踪监督。针对农民在合同条款、投票程序上的认知不足，传承三村“接地气开展法治服务”的实践，借鉴袁家村“解读商户合作合同”、大湾村“宣讲土地流转法规”的做法，推行“合同解读会”“民主决策法定程序”等形式，使农民参与其中并进行监督。在涉及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时，由法律顾问或乡村法律专员现场用方言、案例解读关键条款，将复杂的法律文本转化为通俗语言，确保农民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行使权利，实现从“被动接受结果”到“主动参与过程”的转变。

　　第二，建立“法律规范+乡规民约+情理疏导”相结合的多元调解体系。发挥乡村“熟人社会”的优势，借鉴袁家村“设立游客调解中心化解商户与游客纠纷”的做法，以及战旗村“依托村规民约、党员牵头调解生态治理及邻里纠纷”的实践，构建“法律规范+乡规民约+情理疏导”的调解模式。由德高望重的乡贤、老党员等先行调解，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支撑，坚持“党治+法治”双轮驱动，将法律转化为“邻里情理”，将大部分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这既能降低农民的维权成本，也能维护乡村稳定，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党建引领是根本保证，法治护航是重要支撑。袁家村、大湾村、战旗村的实践充分证明，需坚持党建引领聚合力、法治护航守底线，着力推动农村基层党建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党建与本土规则融合的治理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赵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