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治理平台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载体，其生成与运作并非单纯的技术植入，而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在特定场域中持续互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基于N市P区数字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个案研究发现，平台的生成遵循着复杂的互构逻辑：政府与市场通过“制度嵌入”确立了平台的合法性与技术形态;市场与社会在“供需磨合”中经历了技术脚本与实践逻辑的碰撞;政府与社会则在“治理调适”中重塑了权力运作与基层互动的形态。然而，由于三方主体在目标诉求、行动逻辑与能力结构上的错位，平台在实践中陷入了“适配性困境”，具体表现为：目标冲突下的功能悬浮、机制梗阻下的反馈失效，以及过程扭曲下的数字形式主义。打破上述困境，相关部门需超越技术决定论，推动治理体系从单向管控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型。

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纵深推进，数字化逐渐成为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从中央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到地方的各类试点实践，数字治理平台被寄予了提升治理效能、重塑乡村社会结构的厚望。然而，技术在乡村场域的落地并非坦途。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技术赋能的理想图景或单向度的政策执行效果，指出了数字鸿沟、基层负担加重等表象问题，却较少从动态的、关系性的视角深入剖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生成机制。

　　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共同建构的社会技术系统。正如社会互构论所强调的，社会现象是多元主体在互动中相互形塑的结果。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政府掌握规制权力与资源，市场提供技术资本与方案，社会(村社组织与村民)则拥有实践智慧与主体需求。三者如何在互动中定义平台的功能?为何初衷良好的技术设计在基层实践中会遭遇“水土不服”?

　　本文试图超越技术决定论，引入社会互构理论视角，以N市P区数字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以下简称“P区平台”)为案例，进一步揭示由此产生的“适配性困境”及其根源。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研究切入

　　关于数字乡村治理平台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成果，现有文献多聚焦平台的技术设计优化、农民的参与困境，以及平台运行中的现实阻滞等方面。然而，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一维度的考察，或强调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推动，或关注技术功能的实现，较少将平台置于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审视。特别是对于平台生成背后的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如何博弈、协商与妥协的复杂机制关注不足。数字平台不仅是技术的集合，更是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社会产物。因此，本文试图超越技术决定论或单一的行政视角，探究多方力量如何共同形塑了平台的最终形态与运作逻辑。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本文以郑杭生等学者提出的“社会互构论”为核心理论工具。该理论超越了个人与社会、结构与行动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强调社会实体之间在互动中相互形塑、同构共生的动态关系。在本文的语境下，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正是以下三个核心主体互构的产物。

　　政府：指代以区委区政府及街道职能部门为代表的行政力量，拥有政策制定权与行政规制权，其行动逻辑在于落实国家战略与维持基层稳定。市场：指代参与平台开发、运营与维护的技术公司，拥有技术资本与专业能力，其行动逻辑遵循商业利益最大化与市场扩张。社会：指代作为平台终端用户的村社组织、基层干部及广大村民，拥有在地化的实践智慧与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其行动逻辑基于生活便利性与切身利益。

分析框架：三方互构机制

　　基于上述理论与主体界定，本文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系统分析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嵌入”，即国家政策如何塑造市场机会及技术资本如何在制度空间中运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供需磨合”，即技术设计的“社会脚本”如何与乡村用户的“实践逻辑”发生碰撞与调适;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调适”，即平台化治理术的推行如何引发基层社会的能动回应与权力关系的重组。通过这三组关系的深描，揭示平台生成与运作的内在机理。

案例概况

　　本文选取N市P区数字社区综合服务平台为个案。P区作为国家级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区及省农村改革试验区，其数字治理探索具有显著的典型性。该区构建了“1+2+3+N”架构的数字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全区47家单位数据，旨在实现“一云汇聚、一网统管”。平台功能涵盖党务村务公开、网格化管理、应急指挥、为老服务等，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开发、社会使用”的运营模式。这一平台不仅是技术系统，更是国家意志、资本逻辑与乡土社会碰撞的交汇点。

制度嵌入：政府与市场的互构逻辑

　　数字乡村治理平台的诞生，首先是国家意志与市场力量在制度环境中互为条件、相互塑造的产物。

政策赋形与市场机会的生成

　　国家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为平台建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资源池。P区被确立为试点后，区政府将数字平台作为“一把手工程”，通过财政资金(三年累计5 350万元)和政策倾斜，直接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种“试点机制”不仅是行政任务的下达，更是对市场信号的强力释放。正如受访的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所言，平台概念源于中央文件，但项目的落地则是政府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市场订单的过程。对于技术企业而言，参与此类项目不仅意味着商业利润，更意味着拥有了进入乡村治理这一新兴蓝海的“入场券”和政治背书。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制度，成功地将市场力量吸纳进公共治理的场域。

　　这种“以试点促推广”的逻辑，实际上反映了“行政包干”特征。在数字乡村的场域中，国家层面通过设置竞争性的试点名额，驱动地方政府将技术投入上升为振兴乡村的政策。而技术企业在其中的角色，不仅是工具的提供者，更是当地政策的共同谋划者。

技术资本的策略性运作与反向塑造

　　在制度嵌入的过程中，市场力量并非被动执行者，而是展现出显著的能动性。技术公司凭借专业壁垒和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塑造了平台的形态。一方面，技术资本通过“政策话语的技术化转译”获取项目。在投标与设计阶段，企业主动对接政府的建设诉求，将“大数据”“驾驶舱”“一图感知”等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展示度的功能作为核心卖点。这种策略导致平台功能往往偏向宏大叙事，而非基层实用。另一方面，技术资本的逐利逻辑深刻影响技术的迭代方向。为了控制成本，企业倾向于将城市治理的标准化模块直接移植到乡村，或优先开发容易量化的考核功能，而对需要长期投入运营，难以标准化的本地服务(如农业技术指导、个性化帮扶)则缺乏动力。市场逻辑的嵌入，使得平台在生成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技术—商业”烙印，这为后续的供需错位埋下了伏笔。

供需磨合：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张力

　　当平台从制度设计走向落地应用，便进入了技术供给(市场)与用户需求(社会)的磨合期。这一过程充满了技术预设与乡土实践的碰撞。

技术的“社会脚本”与用户画像偏差

　　技术产品内部隐含着设计者对用户行为的预设，即“技术的社会脚本”。P区平台的设计脚本深受城市互联网经验影响，预设用户为具备一定数字素养、习惯线上交互的“理性人”。然而，这一预设在乡村社会遭遇了严峻挑战。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以及非正式的互助传统，与平台强调的标准化、流程化逻辑格格不入。例如，平台设计了“随手拍”功能，预设村民会像城市居民一样基于公共精神监督环境问题。但受访村民表示，在熟人社会中，公开举报邻里问题会“伤和气”，他们更倾向于私下沟通或找村干部调解。这种用户画像的偏差，导致大量功能在设计之初就注定“悬浮”。

实践逻辑的“反向驯化”与意义再造

　　面对不完全适配的技术，乡村用户并非完全被动，而是运用自身的实践逻辑对平台进行“反向驯化”。研究发现，用户对平台的使用呈现出高度的选择性与变通性。对于切中痛点的功能，如针对独居老人的“一键呼叫”，因其契合了家庭养老的现实需求，获得了较高的认可度。而对于一些旨在加强管控或形式大于内容的功能，村民则展现出创造性的“误用”。例如，部分老年村民将原本用于环境监督的“随手拍”功能，转化为分享广场舞视频、展示花草的社交工具，赋予了平台情感交流的新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意义再造，虽然偏离了设计初衷，却在无意中维持了平台的活跃度。它警示我们，技术的实际效用并非由设计者单方决定，而是在用户的日常实践中被不断重构的。

治理调适：政府与社会的权力重组

　　数字平台不仅是服务载体，更是治理工具。它的引入深刻改变了政府治理向基层延伸的方式，引发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动态调适。

平台化治理术：权力的技术化渗透

　　平台赋予了政府全域感知能力。通过遍布乡村的传感器、监控探头和网格员的数据上报，政府治理得以穿透传统乡村社会的屏蔽，实现对人、地、事、物的精细化管理。P区平台建立的量化考核机制，将基层治理行为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指标(如事件上报率、办结率)。正如区级管理者所言，平台通过数据留痕形成了“倒逼机制”，规范了基层行为。这标志着治理逻辑从依靠经验与人情的“模糊治理”，转向了依赖数据与流程的“技术治理”。

基层的能动回应：数字形式主义与策略性服从

　　面对自上而下的技术规训，处于治理末梢的村干部和网格员发展出一套生存策略。一方面是“选择性执行”。对于能够减轻负担的功能，基层干部积极采纳;而对于增加负担的数据填报任务，则往往采取应付态度。另一方面是“数字形式主义”的泛滥。为了满足平台对“活跃度”和“办结率”的考核要求，基层为了凑足事件上报数量，有时不得不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录入系统，甚至先在系统上点击“办结”以应付时限，再在线下慢慢处理。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使得平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与真实治理情境脱节，造成了治理意图在落地过程中的异化。

互构失衡：平台运作的适配性困境

　　综合上述分析，P区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互构过程中，呈现明显的失衡状态，陷入了多维度的“适配性困境”。

目标冲突：战略展示与实践致用的张力

　　三方主体的目标函数存在结构性差异。政府倾向于追求平台功能的全面覆盖，强调平台的整合功能;市场主体遵循利润最大化逻辑，倾向于低成本的标准化复制;而社会主体(基层干部与村民)的核心诉求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工具”。这种目标冲突导致平台建设陷入“大而全”与“不中用”的怪圈。为了满足展示需求，平台加载了大量基层用不上的“高大上”功能(如利用率极低的无人机巡查)，而村民急需的个性化服务却因开发成本高而被搁置。

机制梗阻：科层分割与反馈失效

　　纵向科层体系的“条块分割”导致数据壁垒，基层重复填报;横向市场与社会间缺乏有效反馈闭环，村民真实体验沉淀在非正式渠道，难以过滤传递给开发者，导致平台迭代在“技术自嗨”轨道空转。

过程扭曲：治理内卷与数字排斥

　　互构失衡最终导致了治理过程的扭曲。一是治理内卷化，过度考核将基层束缚在系统填报中，挤占服务时间;二是数字排斥加剧，技术门槛将弱势群体边缘化，导致公共服务在“最后一公里”出现新的不公。

展望

　　本文表明，数字乡村治理平台的生成与运作，是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在制度、技术与实践层面持续互构的产物。P区案例揭示，当前数字乡村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单纯的技术落后，而是互构关系的失衡——即政府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市场逻辑的过度商业化与社会需求的边缘化之间的张力。

　　要摆脱这一“适配性困境”，必须推动治理范式从“单向管控”向“协同治理”转型。优化制度嵌入，破除数字形式主义，确立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评价机制，引导资本从短期逐利转向长期服务。促进供需契合，技术设计需走出实验室，理解熟人社会逻辑，增强技术的包容性与场景适配度。深化治理调适，以技术赋能而非规训重塑基层关系，建立有效协商机制，让农民成为数字治理的主体。

　　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乡村治理平台的适配性困境，更折射出数字技术介入乡村社会后的深层悖论：技术本意是减少治理成本，却在互构失衡中演变为新的“数字负担”;数字乡村建设应该是“技术的社会化”，而非简单的技术引入。未来的研究需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技术脚本设计中嵌入更多的“乡土逻辑”，以及如何通过赋权社会主体，构建一个“乡土逻辑、行政逻辑、资本逻辑”协同演进的平衡系统。只有当技术真正回归到服务于人这一本质时，数字乡村才能跨越工具主义的藩篱，实现真正的治理现代化。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栗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