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国农村社会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深刻变化和调整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归结起来就是一个‘散’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22%，总数达92071万人，比2021年末增加64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104万人，减少731万人。乡村共同体正面临乡村空心化、原子化和城乡差距扩大的挑战，其异质性、不稳定性和非均衡性日益显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针对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新变化、新特点，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乡村共同体，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工程，也是解决乡村社会由“散”向“聚”转变，实现善治的必然路径。

乡村共同体的式微及原因分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乡村共同体进一步受到来自城市化、市场化、非农化、信息化等力量的冲击与影响，乡村共同体的地域边界、结构网络、价值认同、利益关系等变得日益模糊，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日益弱化。乡村共同体的式微，既是乡村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离散化的直观表现，也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难点和痛点。因此，分析乡村共同体式微的原因，对重新认识新时代乡村社会，理清乡村共同体再造的难点与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一是维系乡村共同体机械团结的力量弱化。所谓机械团结形成的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个体之间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所形成的共同体”，它弱化了个体的存在，使个体成为被共同体所支配的“物”。“机械团结是传统不发达社会的特征”(渠敬东，2020)。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被不断离散化。首先，亲情血缘的纽带作用弱化。在相对静态的社会，血缘是维系共同体的重要因素，但在持续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进城务工、居住，个体之间交往的频率越来越低，导致血缘维系共同体的作用也越来越弱。其次，生产活动的互动作用弱化。市场化的不断冲击，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不断增强，农民不再是单一职业的固定主体，而是多元职业的选择主体，通过一种或几种关系密切的生产活动来维系共同体的存在显然不太可能。最后，公共精神的凝聚作用弱化。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呈现原子化趋势，农民个体的理性化日益显著，如何满足发展所需的经济利益是个体考虑的核心因素，这导致农民个体的利益日益多元化，对涉及“集体行动”“公共价值”的问题，难以形成普遍共识。

　　二是衔接国家力量与乡村社会的“中间”纽带弱化。由地方积极分子组成的中间群体，是衔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桥梁。根据徐勇、贺雪峰等社会学专家的观点，在传统村落共同体中，乡绅在维持基层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乡村的党员干部、回乡的退役军人等主体，在引导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维护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在乡村治理中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宏观形势的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地方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村里有一定能力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外出“谋生”，留下的大部分为老年人和儿童。根据中国农村的社会特点，如果没有“主心骨”，分散的农民是很难被组织起来的，在一些涉及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问题上，没有积极分子的“挑头”或者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参与力量不足，导致一些公共服务难以得到及时提供，治理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对乡村治理的效能造成一定影响。

　　三是支撑乡村共同体有机团结的力量弱化。所谓有机团结是“近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一种专门化的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团结，它能够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动范围且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大，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就越强”(渠敬东，2020)。乡村共同体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其中理念认同、生活互助、关系互联等是其正常运行的重要支撑。但是，伴随着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这些维系传统乡村共同体运行的要素正在不断削弱，导致乡村共同体有机团结的基础逐渐松动。例如，从文化层面来看，从价值共识到观念冲突导致文化认同消解。随着现代消费主义与个体主义思潮的冲击，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在不断弱化，特别是年轻人对“家乡”“家族”的认同日益淡漠。同时，短视频、直播等自媒体传播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解构乡村的文化自信。从社会关系层面看，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乡情到原子化个体化为主的生存状态导致情感联系弱化。乡村熟人社会状态下的差序格局已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以血缘、地缘为主线的乡村情感网络日益脆弱，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一般只在春节返乡，形成“候鸟式团聚”的现象，导致交往频率大大降低，情感互动难以维系。

“千万工程”：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浙江实践与启示

“千万工程”概览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的一项“龙头工程、基础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是浙江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手，是浙江细化深化贯彻落实“八八战略”的重要体现。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到了20世纪初，先富起来的浙江遭遇“成长的烦恼”，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明显滞后于城市，“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出门穿雨鞋，进门换拖鞋;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富裕起来的浙江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农村普遍存在的脏乱差现象，形成巨大反差。对此，刚到浙江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于2003年6月，在全省正式启动“千万工程”，提出在全省范围内重点建设1000个小康示范村，重点整治10000个环境卫生问题突出的行政村。20年来，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都把“千万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率先走出一条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新路子。

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浙江探索

　　从2003年“千万工程”正式启动以来，浙江乡村共同体再造的实践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3年至2006年，“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实现了浙江农村环境从脏乱差向整洁有序的转变，如以前农村垃圾乱堆、河道恶臭、道路坑洼等问题，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基本得到解决。第二阶段是从2010年至2020年，以打造美丽乡村为重点，提出“创建千个精品村、万个景区村”要求，实现了浙江农村从整洁有序向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的转变，如绍兴地区在这一阶段工作推进过程中，很多行政村通过精品村打造，环境达到了3A级景区村的标准。第三阶段是2021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考察浙江的讲话，以数字化为支撑，以推进未来乡村为重点，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为抓手，开启了新时代推进“千万工程”的新探索。结合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再造的困境，以及浙江20年的成功探索，浙江再造乡村共同体的实践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国家外部嵌入与乡村内部整合“同向发力”

　　一是国家外部嵌入。农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离不开政府财政资金的有形投入，也少不了政策规范的无形输入，因此，乡村共同体再造，国家是不可缺少的“外力”。

　　浙江在推进“千万工程”中要求，一要明确科学规划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强调，科学规划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作。浙江诸暨的F村，在2006年推进新农村建设前，通过镇规划办、村民代表和村干部民主协商的方式，制定了一份村庄发展的规划图。这份规划图不仅激活了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更为后来政府项目投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高效产出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新农村建设在该村取得了良好成效。二要树立“三治结合”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在《浙江日报》撰文，提出要“坚持德治和法治并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要完善全方位的普法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例如，诸暨市的D街道，从德治入手，积极利用地方的传统节日开展活动，让村民之间进一步熟悉;通过五议两公开、民主恳谈会等民主协商机制，汇集村民意愿，表决村级事务;通过扎实的普法工作，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

　　二是乡村内部整合。当前，乡村社会受到来自市场化、城市化等力量的不断冲击，但是农村依然还保留着许多熟人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文化资源，激活这些乡村社会内部的规范，或者创造性地借鉴这些资源，让其成为乡村共同体再造的重要精神来源。浙江的主要做法，一是“从祠堂到礼堂”，唤醒村民身份认同。文化礼堂是浙江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工程，在礼堂中开展村庄的传统仪式、传播村庄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唤醒村民共同的乡村记忆，凝聚村民共识，增强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例如，B村将一度废弃的祠堂改建为文化礼堂，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保留很多本村“乡土记忆”，很受村民的欢迎。二是充分挖掘村庄传统故事再塑美德。F村有四个“单姓村”合并而成，村“两委”积极鼓励几个大姓的带头人修订家风家训，并将历史上几大家族之间互帮互助的故事绘到文化墙上，通过讲好传统故事的方式，教育村民传承祖辈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增强村庄的凝聚力。三是修订村规民约。村规民约被誉为村庄的“小宪法”，对规范村民言行、维护共同体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诸暨的W村，通过积分制的方式将村规民约细化、可操作化，并与集体经济分红挂钩，成为村庄治理中奖优罚劣的重要工具。

　　2.党建统领能力与群众参与热情“双向互动”

　　一是政党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党组织在乡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党组织是乡村社会坚强的战斗堡垒，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最大优势和依靠力量。S村是诸暨典型的山区村庄，早年间该村人口外流严重，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村支书的职位一度空缺，党组织涣散无力，村民关系、干群关系尖锐，对此，为了改变S村的面貌，该镇的干部多次到外地召回该村乡贤Y。Y参加村书记竞选并全票当选，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化村级党组织的能力，组织村干部和党员代表到兄弟市的优秀村庄参观学习，拓展干部的发展思路;用三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村情民意和村民基本的诉求。早在2004年就在村“两委”实行坐班制度，保准工作日有一名村干部在岗，晚上和节假日有一名村干部值班，塑造村干部良好的工作形象。严格制定落实村“两委”干部的考核制度，让干部每月晾晒工作任务，接受群众监督，并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镇党委政府则外部助力，将惠农政策与合适的项目落地到该村，通过推动村庄发展来壮大集体经济。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该村成功甩掉“问题村”的帽子。

　　二是群众参与。村民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关键主体，只有真正让群众参与，确保其主体地位，乡村共同体才能持续、长效运转。一是凝聚群众。诸暨市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特别重视人才的作用，在市级层面出台多项措施引进和培养人才，不管是在外的“能人”，还是来诸暨的人才，都一律视为乡贤，并在每个乡镇开展优秀乡贤评比工作，激发该群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例如，有的乡贤利用丰富的资源助力家乡发展，在涉及项目引进、乡村改造等重大村级事务上建言献策;有的乡贤则利用其在乡贤群体中的影响力，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增强乡贤群体的凝聚力和对家乡的认同。二是发动群众。诸暨市在每个村(社)都覆盖了“5+X”的村级社会组织孵化机制，通过平安建设、乡风文明、矛盾调解、邻里互助、乡贤服务等五类社会组织，以及若干个性化的社会组织，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三是服务群众。近年来，浙江在村庄中积极倡导志愿服务之外，还将数字化改革的成果下沉到村一级，让村民不出村就能享受大部分的公共服务，不出村就能实现大部分矛盾纠纷的化解，实现行政事项的办理。

　　3.市场内生价值与社会共享价值“相向而行”

　　一是市场的内生价值。发展繁荣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重要任务，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浙江经济的鲜明特色，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浙江也充分认识到市场在农村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中的积极作用。诸暨在贯彻落实“千万工程”项目中，充分引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充分保证农业生产的前提下，积极通过产业引导来推进农村发展，例如，S镇是诸暨重要的珍珠产区，针对珍珠这个单一的农产品，该镇不断引入新业态，通过生产、加工、销售、创新等，不断延伸珍珠的产业链，提升其产品附加值。D乡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乡村研学等产业，进一步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宽村民的就业和增收渠道，改变村民原先单一的就业结构，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例如，该镇的S村，近年来，充分利用原有的山地资源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工商资本下乡，项目引入，集体入股等方式，用50万的资金撬动了2 000万元的消费平台，不仅实现村集体收入逐年增加，村民收入也显著增加。

　　二是社会共享价值。紧密的利益联系是乡村共同体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前文提到的S村，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实现了三方面共享：一是收益共享。例如，村合作社将原先分配到户的耕地、闲置农房、茶园等以反租倒包的形式集中起来变为集体资产，合作社对这些分散的资源进行集约化、规模化整治并发包给外来资本，村民不仅对这部分集体资产拥有发言权、监督权，同时通过股份制的方式，对收益的40%享有分配权。二是空间共享。该村民宿改造项目，将分散的闲置农房加以统一的设计改造，不仅能满足村民基本的生活需要，还能通过规模化的经营形成产业，进而增加收入。三是情感共享。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大量村庄外的人员，特别是城市居民到乡村来体验，不仅增进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实现了两种文化、两类人员之间的互鉴共赢。

浙江“千万工程”的启示

　　二十多年来，浙江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再造，这一实践不仅达成了乡村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生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治理智慧。这不仅是理论的重大创新，更为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借鉴。总体而言，浙江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要注重秩序与活力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乡村共同体再造也是如此。牢牢把握“一核多元”乡村社会结构，强化党组织在乡村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通过党建引领实现村民的有序参与;同时，依靠和发动群众，积极搭建“协商平台”，拓宽村民有序参与的渠道，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走社会协同共治的新路。二是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要注重刚性与柔性的统一。既要重视法治的刚性作用，以法治强化行为规则，引导干部村民在村庄经营过程中，形成并维护“自觉守法、遇事找法”的良好乡村法治秩序;又要重视发挥德治的柔性教化作用，春风化雨，发挥村规民约、传统文化等非正式资源对村民言行的引导作用，通过形成“让有德者有所得”的机制，营造崇德向善的氛围，夯实乡村公共精神重塑的德治基础。三是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注重人力与科技的统一。广泛动员群众，是中国特色乡村共同体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势，要积极发挥科技在乡村共同体再造中的支撑作用。例如，在一些基层突发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既要依靠社会力量，也要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重要作用，使人力与科技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优势。四是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注重共建与共享的统一。乡村共同体再造既要动员村民，也要服务村民，不断提升村民在参与乡村共同体重构过程中的体验感、获得感，强化群众的集体认同，不仅要让村民参与，更要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工作带来的实际效果，进而将乡村共同体“互帮互助”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五是推进乡村共同体再造，注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村庄共同体虽小但五脏俱全，每个村庄都有每个村庄的历史文化、乡风民俗，在学习其他地方先进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结合自身特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避免照搬照抄。不同地方的地域特点，不仅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难点、堵点，也是乡村共同体再造的创新起点和动力，需要我们在把握乡村共同体重塑的普遍性规律基础上，因地制宜，形成适合本地区乡村共同体再造和可持续运行的方案。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20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率先为全国乡村共同体的再造作出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制度设计、内生动力培育等方面的创造性探索经验，值得全国其他地方借鉴，也为全国破解乡村共同体再造的三大困境提供了“浙江方案”。结合“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研究视角，浙江探索再造乡村共同体的经验主要体现为三大方面，一是在嵌入国家外部资源的同时，激活或者培育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实现“输血”与“造血”的结合。在乡村治理中仅仅依靠单向发力，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成效，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发力;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根本保障，需要通过党建带“群建”的方式，引导村民通过正常的渠道有序参与乡村建设。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本质问题依然是如何走好群众路线的问题。在面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困难时，要懂得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提升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持续性;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将乡村社会碎片化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再配置以合适的产业，实现乡村共同体内部资源和市场需求、市场资本的有机联动。集体经济是促进村庄发展，实现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没有集体经济的支撑，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益等工作就很难开展，而集体关怀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影响村庄人心的凝聚力。所以，需要强化市场意识，积极挖掘整合村庄内部资源，敢于对接市场，不断丰富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农民增收的产业，不断夯实乡村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赵彩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