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宏观语境下，农村自建房的物质空间形态与社会功能属性正面临深刻重构。传统营造体系承载的历史记忆与人地关系，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标准矛盾、产权制度张力以及空间治理需求之间形成多重抵牾。在城乡要素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农宅空间既需维系乡土文化本底，又承载产业融合、生态保育等新型功能，其转型路径亟须突破单一物质更新范畴，构建文化传承、社会治理与技术适配的多维耦合机制。因此，通过解析转型过程中的主体协同、制度演进与技术整合逻辑，文章探寻了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乡土空间可持续再生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镜鉴。

　　农村自建房作为乡土社会物质载体的核心构成，始终承担着居住功能延续、文化符号传承与人地关系调适的多重使命。传统营建模式脱胎于农耕文明时期资源约束条件，就地取材的技艺体系、宗族伦理主导的空间组织规则，深刻映射出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在秩序。这种以经验传承为基础、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营建机制，在保持文化连续性的同时，也形塑了相对封闭的空间生产系统。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居住功能升级与土地制度改革，使得既有的营造逻辑遭遇多维挑战。建筑功能代际断层加速显现，现代生活需求与传统空间格局的矛盾导致大量农宅陷入结构性空置;自发建造活动中的技术失范现象引发安全隐患累积，暴露出基层建设管理体系的适应性短板。当前，数字技术革新、生态价值觉醒与土地政策创新，正为农宅转型注入新的驱动力。技术进步改变了营建方式，深层次的影响主体参与逻辑，功能升级需求促使空间再生产过程与乡村产业价值链条实现有机对接;而产权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则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提供可能。此背景下，探索农宅现代化转型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协同演进路径，对于缓解城乡空间权益冲突、培育乡村特色发展动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农村自建房传统模式

历史逻辑与文化基因

　　农村自建房传统模式的生成机理深植于农耕文明秩序之中，是其物质空间表达与社会文化逻辑互构的历史产物。在地缘封闭性与自然经济主导的乡土社会，人居空间的营建始终遵循“天人同构”的基本法则，既是对生存资源适配的地理选择，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物化载体。选址布局中建筑形制上的礼制规约、材料应用中的因地制宜原则，共同构建起一套闭合自洽的建造知识框架。其源于宗族社会的稳定性诉求，祠堂、祖屋等公共建构物的在场，通过物质空间的物质性介入实现集体记忆的代际传递。这种营建模式在维系社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以物质形态的恒常性巩固了乡村社会的超稳态结构，使得建筑空间成为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双重“锚点”，在数百年历史演进中持续实现着居住功能、文化象征与社会治理的三维耦合。

现实困境与矛盾

　　1.功能性失调

　　传统农村自建房的物质空间形制与当代生活需求间的结构性错位日益凸显。以“三世同堂”居住逻辑为原点的空间布局，在核心家庭规模缩减、人口外流常态化背景下，暴露出明显的代际适配障碍，祠堂礼制空间的功能虚置化与起居室多媒体接入需求间的矛盾，折射出仪式性空间与实用性功能的断裂。空巢化进程中大量双层农宅仅由留守老人单一主体使用，导致能源消耗效率与物理空间占用形成严重失衡。另外，产业转型滞后下的功能代际断层导致传统仓储式厢房难以兼容民宿经营中的游客动线组织需求，种植工具储纳空间又与电商物流暂存功能存在兼容壁垒。这种功能性失调的深层症结在于农宅更新速率远低于乡村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节奏，形成空间供给与功能需求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本应作为乡村振兴载体的农宅反而沦为生产要素流动的阻滞节点。

　　2.安全性危机

　　农村自建房的安全隐患正从多个维度威胁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公共安全。一方面，房屋建造过程中的技术标准缺失。许多农房仍依赖传统施工经验，缺乏现代土木工程技术指导。例如，村民为追求更大使用面积，随意拆除承重墙或添加多层结构的行为屡见不鲜，部分施工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对荷载分布和抗震性能的计算较为模糊，导致部分房屋结构稳定性出现问题。这种“经验驱动”的建造模式在现代建材，如钢筋混凝土的应用时存在安全隐患。例如，混合使用木结构与混凝土浇筑的墙体因热膨胀系数差异，在极端天气下会增加产生裂缝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施工队伍对新型材料的性能认知不足，盲目使用新型材料，加剧了安全隐患。例如，PVC排水管凭借廉价易得的优势大量取代传统陶土管道，但部分施工者未掌握塑料管道的热熔焊接技术，甚至部分工地使用胶水简单粘接，导致出现雨季渗水倒灌现象。

　　3.治理盲区

　　农村自建房领域的管理困境暴露了基层治理体系的缺陷，尽管《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农村住宅的建筑高度、层数等一般要求，但在基层实践中，由于监管不到位，少部分村民在获得审批后擅自改变建筑设计，如加建阁楼、扩大地下室;企业为追求视觉效果，采用大开窗、薄墙体等城市建筑规范设计农宅，却忽视乡村气候特性与居住习惯，导致建成的房屋出现冬冷夏热、易积灰霉变等实际问题。整治村民自发改建农宅的行为易陷入两难困境，擅自拆除危旧房可能因未按程序备案被追究责任，但不拆除又面临住房安全隐患。

现代化转型的驱动机制

技术赋能与空间重构

　　农村自建房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技术赋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其空间形态与建造逻辑。数字技术的革新突破了传统经验主导的建造模式，建筑信息模型(BIM)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使得农宅设计从模糊的经验判断转向精准的数据驱动，施工过程中的结构强度计算、材料配比优化得以通过算法模拟实现，有效规避了传统施工中因技术盲区导致的安全隐患。无人机测绘与遥感技术的应用，使宅基地选址更贴合地形地貌特征，既降低环境扰动，又提升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另外，技术革新推动空间功能的动态适配，装配式建筑技术通过模块化构件实现居住空间的弹性扩展，满足家庭结构变迁或产业功能植入的需求。物联网技术的嵌入则激活了农宅的智能属性，太阳能光伏系统与智能家居设备的整合，不仅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更通过环境监测、安防预警等功能提升居住品质。

功能迭代与价值再生

　　农村自建房的功能转型已超越物理空间的改造层面，演化为乡村价值再生产的关键枢纽。传统居住功能在城乡要素流动中衍生出多元复合需求，闲置农宅通过空间重组转型为精品民宿、文化创意工坊或电商仓储中心，实现居住空间与产业载体的功能叠合。这种功能迭代并非机械的功能替代，而是通过空间叙事重构激活乡土文化资本，如将宗族祠堂改造为乡村记忆馆，在保留仪式空间象征意义的同时，赋予其文化展示与社区教育的新内涵。空间价值的再生还体现在生态服务功能的强化上，绿色建筑材料的应用、雨水收集系统的植入，使农宅成为微型生态系统的重要节点，其生态价值通过碳汇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维度纳入乡村整体价值体系。另外，共享厨房、多功能厅等新型空间载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农宅的私密性边界，成为村民议事、技能培训的公共平台，推动空间使用权从家庭独占向社区共享延伸。功能迭代本质上是通过空间生产逻辑的创新，将农宅嵌入城乡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从物质空间到社会资本的价值跃升。

制度创新与权益平衡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化，通过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结构性分离，为农宅功能转型提供产权基础，社会资本通过经营权流转参与农宅改造时，制度框架既保障了村民财产权益，又明确了投资主体的运营权限，缓解了市场化转型中的产权纠纷风险。弹性化审批监管制度重构了基层治理逻辑，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替代传统刚性审批，允许村民在安全底线之上自主决定建筑风貌与功能布局;同时，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建造全过程的可视化追踪，将事后处罚转为事前预警。制度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构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村民议事会、企业协商平台与政府监督体系的协同，使空间改造中的文化保护诉求、商业运营需求与公共利益保障得以动态平衡。

乡村治理创新的协同响应体系

治理工具升级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依赖于治理工具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传统依赖人工巡查、纸质档案的管理模式正被集成化数字平台取代，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宅基地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产权流转全链条可追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交易规定，有效减少权属纠纷。地理信息系统(GIS)与遥感监测的动态叠加，使违法建设行为在卫星影像与审批数据的比对中无所遁形，监管响应速度从月度巡查升级为实时预警。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进一步延伸至移动终端，村民通过“一键报备”程序上传自建房改造需求，系统自动匹配设计模板并生成合规性评估报告，使政策解读与技术服务直达个体。人工智能算法的引入重构了决策逻辑，通过对历史纠纷案例的深度学习，系统可预判不同改造方案的社会风险等级，为管理者提供冲突调解的优先级建议。

多主体协同机制

　　乡村空间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构建政府、市场、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生网络。通过设立乡村建设协调委员会搭建对话平台，将规划设计单位、建材供应商、文化保育机构等市场主体纳入议事流程。村民自治组织通过赋权增能获得实质性决策参与权，如组建由乡贤、工匠、青年代表构成的农宅改造评审团，对设计方案的文化契合度、技术可行性进行背对背评分，使改造过程既符合现代规范又保留地方性知识。社会力量的介入可创新利益联结方式，公益基金会通过设立“传统工艺振兴基金”，引导村民在新建农宅中保留榫卯结构、夯土墙等地域特色技艺，同时链接设计师资源提供现代转译方案。企业则以“空间运营合伙人”身份参与闲置农宅改造，通过“保底租金+收益分成”的模式，让村民在保留产权的前提下共享经营收益。多主体协同并非简单分工，而是通过责任共担、价值共享的机制设计，将碎片化的个体行动编织成目标一致的治理共同体。

政策弹性化设计

　　乡村治理的政策供给正从刚性约束转向弹性适配，通过差异化管理释放基层创新活力。在农宅改造标准制定中，推行“负面清单+正面引导”的混合模式，明确结构安全、生态红线等不可突破的底线要求，同时允许村民在建筑风貌、功能布局等非安全性领域自主创新。地域差异性被纳入政策框架，丘陵地区与平原村落、近郊村与偏远村分别适用不同的容积率调节系数与风貌管控导则，避免“一刀切”政策导致空间异化。动态调整机制赋予政策持续进化能力，建立由典型案例库、政策效果评估模型构成的反馈系统，当装配式建筑普及率超过阈值或特定纠纷类型频发时，自动触发政策修订程序。弹性化设计还体现在实施工具的柔性转化，将强制性审批事项转化为信用积分激励，村民若主动采用绿色建材或保留传统建筑元素，可在后续宅基地扩建审批中获得优先权。

地方实践案例

福建省屏南县“传统村落改造”

　　面对古村的发展困境，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摒弃传统“输血式”保护思维，转而以文化创意为支点重构乡村价值体系。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率先打破制度惯性，成立三级联动的文创产业指挥部，构建“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双轮驱动机制，每年设立专项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将财政扶持从单向投入转化为要素整合平台。这种治理思维的转变，使古村落从需要“抢救”的历史包袱转变为可增值的文化资产，传统建筑肌理与现代功能需求在“保护性开发”原则下实现有机共生，既避免大拆大建对文化本底的破坏，又通过空间功能置换培育新业态。针对乡村空心化顽疾，屏南县创新实施“高人引进+亲人回归+新人融入”的立体化人才策略。突破学历与职称限制的文创人才特殊政策，吸引艺术家、设计师等“文化乡建者”长期驻村，他们以“新村民”身份主导公益艺术教育，通过油画创作、电影制作等载体重构村民文化认知，帮助留守群体从被动接受帮扶转向主动参与价值创造。

浙江省杭州市农房建设智慧管家系统数智升级

　　杭州市农房建设智慧管家系统的数智化转型，标志着乡村建设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赋能的治理范式跃迁。该系统以“全周期服务、全链条管控、全要素协同”为核心逻辑，重构了传统农房建设的决策、实施与监管模式。针对村民选房难、审批慢、监管弱等痛点，系统运用VR(虚拟现实)全景选房模块将抽象图纸转化为三维可视空间，辅以智能推荐算法匹配家庭结构与功能需求，使村民能够沉浸式体验未来居所，极大降低了决策认知门槛。这种技术赋能的本质并非简单工具替代，而是通过人机交互重构建造主体的话语权结构，让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民获得平等参与空间生产的数字能力，从被动接受标准化方案转向主动定制个性化居住空间。

　　我国农村自建房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一场重构乡土空间生产逻辑的深层变革，其核心在于突破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思维，通过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与治理协同的耦合机制，实现物质空间更新与社会价值再生的有机统一。农宅转型绝非简单的建筑形态迭代，而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建造过程的参与逻辑，帮助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空间生产的主体;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平衡文化保护与市场开发张力，将传统建筑转化为承载新型城乡要素流动的价值载体;通过治理工具的智能化升级，破解基层管理碎片化难题，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与社区自治的协同治理生态。

　　甘肃省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基于物元可拓模型的天水地区农村自建房在不同基础形式下的稳定性评价”(项目编号：2024B-256)。

　　终审：魏文源

　　监审：张亚运

　　编校：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