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然而，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治理逐渐成为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

文献回顾

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手段，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各环节，旨在提升社会治理与综合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有力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交网络及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时代，数字治理是信息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交互过程，是融合了数字治理理念、数字治理工具、数字治理过程的综合体系。诸多学者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数字治理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城乡数字鸿沟加剧的现象尤为突出，数字治理“水土不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数字治理理论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扩展与应用，主要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便捷有效、开放共享、绿色协调的乡村治理模式。数字乡村的核心是数字治理，乡村数字治理的特点及难点主要体现在治理方式、治理过程、治理主体及治理对象上。在治理过程中，为更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持续引入企业、合作社、志愿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然而，治理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并未显著提升治理效果，反而导致主体间不协调现象加剧，增加了治理成本，且治理主体“流失化”问题也日益严重。为了真正释放“数字红利”，惠及民众，如何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乡村治理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

少数民族乡村治理

　　少数民族乡村治理是国家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乡村不仅具备一般乡村所具有的地缘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特征，还融入了族源共同体的独特属性。同时，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亦面临“空心化”现象，农民就业收入的显著差异以及文化认同度的多样性，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复杂性。

研究评述

　　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研究领域，多数学者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一些发展较为成功的乡村数字治理路径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具有复制性和推广价值的治理模式。然而，鉴于我国各地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各地区的发展环境也大相径庭，导致不同阶段的乡村数字治理在重点与特点上各有侧重。尤其是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数字治理的难度尤为突出。

选题意义

　　四川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粮食主产区，其乡村建设在全省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鉴于四川省内各乡村在地理位置、生存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区在乡村数字治理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为例，该市于2022年被选定为四川省省级数字乡村试点区域。马尔康市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市内常住人口包括汉族、羌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具有多民族特点。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对乡村数字治理的体系构建和实践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厘清马尔康市当前乡村数字治理所处的发展阶段，并结合其综合环境特征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现状，探索适合其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的发展机制与实践路径，以推动马尔康市乡村全面振兴，同时希望能为其他相似区域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马尔康市基本情况及数字治理现状

　　马尔康市作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是藏族、羌族、回族、汉族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该市在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宽带乡村”工程，全市所有乡镇和村庄均已实现光网接通。此外，通过整合物流、通信、电商平台资源和供销合作社、农家店、商贸超市等本地服务资源，建成了市、乡(镇)、村(社区)三级电商服务体系，极大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强化数字乡村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尔康市乡村数字治理痛点

数字治理要素供给不足

　　1.政府财政资金保障不足

　　政府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之一，其财政资金是建设投入的重要来源。马尔康市地处川西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产业资源匮乏，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当地政府财力薄弱。此外，该地区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地质灾害频发、防灾减灾救灾任务繁重，因此，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资金支持较为有限。

　　2.多元主体参与力度不足

　　企业和社会组织是乡村数字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以企业为例，无论是数字基础建设、数字软件应用建设推广，还是现代化农业发展等领域，都离不开企业的大力投入与支持。然而，在马尔康市当前乡村数字治理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投入成本相较于其他平原地区显著较高，且面临较大的回报风险，回报金额往往难以达到预期。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企业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数字治理进度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乡村治理尚存堵点

　　1.人才技术存在短板，导致数字技术“不会用”

　　数字乡村建设主要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专业性较强。由于马尔康市地处山区，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外来人口较少;且当地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数字治理工作的推进面临较大困难。

　　2.乡村群众不积极，导致数字技术“不愿用”

　　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与文化差异的隔阂，村民接受新技术、新成果的积极性较低，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参差不齐。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对使用数字技术持有抵触情绪，难以在虚拟情境中清晰准确地表达自身诉求，数字鸿沟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治理的全面和深入推进。

　　3.供需匹配不精准，导致数字技术“不好用”

　　乡村数字治理不仅需要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资源上的投入，还需准确有效地回应群众需求。当前，马尔康市数字治理中仍存在将数字治理简单等同于应用信息技术的现象，未能将治理重点聚焦于村民的实际需求和有效回应上。尤其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群众在文化、风俗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乡村服务供给的精准度不足。

数字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1.领导机制尚待完善

　　在马尔康市的层级架构中，网络信息办公室作为市委宣传部的直属机构，肩负着引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重要职责。然而，在数字治理过程中，由于缺乏专门的推动力量，导致工作任务繁重却人力保障不足，进而未能有效统筹相关部门和乡镇的力量，以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工作。

　　2.政企协同推进不足

　　政府和企业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主要人才、资金、物力投入主体，二者间却存在信息沟通不畅、紧密配合不足、综合协调力度不强、合作体制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数字治理中的人、财、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而难以充分发挥政企联动机制的作用。

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路径探究

推动“政府+市场”多元参与，完善数字治理投入体系

　　1.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预算规划时，应专门设立数字乡村治理专项资金，根据乡村规模、治理目标等因素，合理确定预算额度，确保资金稳定供给。对于人口较多、治理任务复杂的乡村，可以适当提高预算比例。同时，有效整合乡村数字化建设的资金，集中力量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成效。对于乡村数字治理的硬件建设与软件开发推广等相关支出，应适当给予财政补贴，减轻乡村数字建设的负担。

　　2.支持企业主体深度参与

　　鼓励引导技术实力强、有积极性的信息化企业采取“公益+收益”相结合的方式，建设服务类和营销类数字化平台。通过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引导企业积极投入资金用于乡村数字设施建设，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项目。在项目后期运营管理过程中，政府可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此举旨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电商平台建设、平台运营及物流配送体系等关键环节，从而有效推动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推动“供给+需求”精准匹配，完善数字治理服务体系

　　1.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培养数字技术人才

　　着力提升少数民族乡村村民的数字素养，针对少数民族乡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畏难情绪，通过设计语种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内容趣味化、时间碎片化的培训模式，加强对村民的数字应用培训，并重视收集培训反馈信息，以持续优化应用端的设计与使用体验。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就业人员等群体投身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数字治理主体的数字技术水平，培养数字技术人才，有效提升乡村数字治理的整体水平。

　　2.加强数字治理需求评估和治理重点的优化

　　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并分析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相关数据，包括人口结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使用频率等，尤其注重收集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群体的差异化诉求，为精准定位治理内容提供依据。基于对少数民族乡村村民需求的全面评估，明确乡村数字治理的核心内容，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土地流转数字化管理、农村治安防控数字化体系建设等，确保资源集中投入关键领域，真正服务到村民的心坎上，有效助力乡村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推动“建设+评价”过程闭环，完善数字治理体系

　　1.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推进机制

　　加强跨部门协作，统一推进各项任务。建立由农业农村、经信、科技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工作机制，细化分工、压实责任、加强联动。发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在数字治理中的引领和组织作用，结合民族地区乡村特点，因地制宜地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系统规划。构建政、企、社、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数字共同体网络，推动数据共享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效克服数字治理中的“技术悬浮”和“信息孤岛”等问题，有效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2.构建治理效能评价体系

　　以提升治理效能为导向，构建以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立体化、评价方式多样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乡村数字治理评价体系。评价主体包括政府指导部门、数字乡村建设企业、村“两委”、各民族村民等。评价内容着重关注民族乡村村民在生产、生活、教育、文化等多个维度上的表现。评价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将评价结果作为考核各级相关部门及各乡镇人民政府的重要依据，确保评价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可落地性及时效性。

　　马尔康市作为四川省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其成功的发展机制与路径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经验，而其所面临的痛点与难点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何借助乡村数字治理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民族地区迫切期待的发展突破点。为此，通过有效的乡村数字治理，重点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繁荣乡村网络文化，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的效能，可为推动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提供有力支撑。

　　202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资助“多元主体背景下数字治理赋能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四川省马尔康市为例”(SHZLQN2406)。

　　终审：魏文源

　　监审：李晓亚

　　编校：李保燕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