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形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融合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新要素，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文章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分析其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乎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传统的生产力模式已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难以满足乡村振兴的多元化和深层次需求。面对全球数字经济革命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双重机遇，传统以要素投入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已显现出深刻矛盾。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造性发展，其本质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共振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它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框架，呈现出“核心动能革新、要素结构重构、价值导向升级”的三重跃迁特征，标志着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数字文明演进的历史性跨越，其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这一论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动态性本质。新质生产力正是沿着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的理论脉络演化而来。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不仅体现在单一维度上，还是多维度、系统性的范式革新。这种革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颠覆性技术的不断迭代，重构了生产函数，从而推动了生产方式从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向指数级跃迁转型。在绿色低碳的发展导向下，生态约束被内化为发展的新动能，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清洁技术的应用、资源的循环利用与碳市场机制协同工作，共同作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于生产全流程，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精准配置、产业链的智能协同以及管理决策的动态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生产要素与知识、数据、生态资本等新兴要素深度融合，催生了跨领域、跨层级的乘数效应，构建起了一个“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价值创造”的有机生态系统。这种新质生产力形态，不仅突破了效率提升的单维目标，更在技术伦理、生态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均衡中，重塑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逻辑。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支撑，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延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3]，其构成要素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动态结合。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突破在于：其一，劳动者的主体性重构，传统农民向具备数字素养、生态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取代体力劳动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二，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跃迁，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平台等新型生产工具，使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从生产约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控的变量;其三，劳动对象的范畴扩展，农产品从物质实体延伸至数据产品、生态服务等虚拟形态。这种要素变革不仅印证了“科学技术是首要生产力”的论断，更通过技术革命倒逼生产关系调整，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理论支点。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不仅体现在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深化，还体现在对这些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分散的小农经济与落后的生产工具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然而，新质生产力的出现，特别是通过技术嵌入的方式，打破了这种低水平均衡。例如，区块链技术的引入，正在重塑农村产权交易的规则，使得土地流转不再局限于地域性的封闭市场，而是转向了一个全国性的开放平台。这种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流动性与配置效率。

　　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在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推动传统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向“平台+农户”的数字化协作模式演进。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还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整合与优化。这种变革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论”的基本原理，又通过技术中介实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同进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动态适配的理论框架，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驱动逻辑：技术革命与要素重组的协同演化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机制，本质上是技术革命与生产要素系统重构的协同过程。这一逻辑链包含三个核心环节。首先，技术渗透引致产业形态跃迁。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渗透传统农业，打破“土地—劳动力”二元生产函数约束，重构乡村产业的价值链条。其次，要素重组激活资源潜能。新质生产力通过重新定义生产要素的权属关系与组合方式，释放传统要素的隐性价值。例如，土地要素，利用卫星遥感与区块链技术结合，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透明化与证券化，破解“细碎化”经营困局;劳动力要素，利用数字技能培训重塑农民人力资本结构，使其从“体力劳动者”转型为“数据管理者”“生态维护者”;这种重组并非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技术中介形成“数据赋能土地、知识激活劳动力、生态反哺资本”的乘数效应。最后，组织变革重构生产关系技术革命倒逼生产组织方式从“分散小农”向“平台化协作”转型，构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驱动逻辑，实质上是技术创新、要素重组与制度变迁的螺旋式互动。数字技术提供工具支持，要素重组释放资源潜力，组织变革构建适配框架，三者协同推动乡村生产力系统从“低水平均衡”向“高质量稳态”跃迁，形成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机制。

现实逻辑：多维困局的系统性破题

　　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现实赋能，聚焦于破解传统发展模式难以逾越的深层矛盾。乡村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的物理性隔离，道路、电力、网络等硬件短板制约要素流动，而数字新基建通过物联网、5G等技术实现“云端接入”，使偏远村庄共享城市级信息资源，物流无人机、智能微电网等创新应用重塑了乡村空间的可达性与功能性。面对“空心化”引发的人才断层，新质生产力依托数字平台打破地理边界，远程教育培育本土“数字新农人”，云端协作吸引城市技术人才“柔性下乡”，在虚拟与现实交织中重构人力资本供给模式。针对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梗阻，智能装备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无人机植保、土壤墒情监测等精准化服务替代传统经验种植，区块链溯源系统则通过信任机制重建，将小农户纳入现代供应链体系。尤为关键的是，新质生产力并非单一技术工具的机械叠加，而是通过重构资源配置规则实现系统性变革——土地流转平台证券化盘活“沉睡资产”，碳汇交易市场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社会化服务网络聚合零散需求形成规模效应。这种变革直指乡村发展中的根本性矛盾，既突破物理空间对要素流动的束缚，又消解传统制度对价值创造的压抑，更通过技术赋权重塑农民主体地位，最终在生产力跃升中开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范式。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多元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驱动的农业现代化

　　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催生农业现代化的系统性变革。在智慧农业领域，基于5G、北斗导航与物联网的技术集成重构了传统耕作模式，无人化农机集群实现从播种到收割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智能化环境控制系统通过实时监测与精准调控，显著提升作物产量与资源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农村电商生态呈现多元化创新态势，文体活动与特色产品销售的跨界融合开辟了“流量经济”新路径，消费者通过直播场景直观感受地域文化内涵，推动小众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配套物流体系的协同升级则成为关键支撑，县域统仓共配模式通过节点整合与路径优化，构建起“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高效通道，既降低流通成本又提升服务响应能力，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重塑提供基础保障。这种技术赋能不仅停留在生产端效率提升，更通过供应链重构与消费场景创新，形成贯穿“田间到餐桌”的数字化闭环，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化、品牌化、服务化方向转型。

绿色技术引领的生态振兴

　　绿色技术对乡村生态振兴的驱动，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生态文明维度的深化发展。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代谢断裂”理论在乡村场域表现为生态资源掠夺与社区发展失衡的双重异化，而绿色技术创新通过重构“人—自然—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实现三重突破。其一，劳动资料从化石能源机械向风光发电、生物质循环等生态化工具转型，使劳动者从自然剥削者转变为生态系统修复者，印证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的论断;其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集体产权信托与碳汇交易，将分散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化生产资料，在分配环节体现“按劳分配”与“生态补偿”的社会主义原则，打破资本逻辑对自然力的垄断;其三，秸秆资源化、智能灌溉等技术应用推动劳动过程从体能消耗向智力创造升级，为实现马克思设想的“自由时间”解放奠定物质基础。这种变革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历史性扬弃，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人的解放”理论的创造性实践，标志着乡村生产力系统从“资本增殖导向”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式跃迁。

　　在低碳农业领域，多能互补系统的空间集成突破传统资源利用边界，沿海滩涂通过风光发电与生态养殖的立体开发，构建起清洁能源生产、水土资源保护与经济效益获取的协同模式;农作物废弃物的多元循环利用则形成“收集—转化—应用”的全链条体系，将生物质资源从环境负担转化为绿色生产资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更开创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通道，分散的生态资源通过信托化整合与市场化运营，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包，而碳汇交易网络的乡村下沉，使森林碳吸收、农田固碳等生态服务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循环，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智能技术赋能的治理革新

　　智能技术对乡村治理体系的革新，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实践深化。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实现“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5]。智能技术的嵌入推动这一构想走向现实，云端治理平台通过政务流程的数字化再造，将民政、医保等公共服务整合为“一站式”入口，算法优化压缩行政冗余，使村民办事从“多头跑腿”转向“指尖办理”，这种扁平化治理结构消解了科层制固有的信息壁垒。AI矛盾调解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技术，将基层纠纷化解纳入科学决策框架，找到符合多数群众利益的调解方案，实现社会治理从“人治经验”向“数治理性”的跃升。防返贫监测机制则依托大数据动态追踪风险变量，通过马尔可夫链模型预判返贫概率，将马克思“按需分配”原则转化为预防性制度设计，使社会主义保障功能从事后救济前移至风险阻断，彰显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属性。

　　这种治理革新并非技术决定论的产物，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治理主体转向多元共治，村民通过数字平台实时监督村务、参与决策;治理工具转向“算法赋能”，区块链存证技术确保村务公开透明，智能合约自动执行集体决议;治理目标转向“人的发展”，防返贫机制通过精准识别弱势群体需求，将资源配置聚焦于教育、医疗等可行能力培育。智能技术不仅是治理效能提升的工具，更是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21世纪的发展注入鲜活的中国经验。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为破解乡村振兴中的要素错配、生态约束与治理滞后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本文通过理论阐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革命、要素重组与制度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在理论层面，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推动乡村从“传统小农”向“数字生态”转型;在实践层面，数字技术驱动的农业现代化、绿色技术引领的生态振兴及智能技术赋能的治理革新，共同构建了“技术穿透—产业升级—社会重构”的协同路径。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云南省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视域下民族地区高职学校思政课衔接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4SKY017)。

　　终审：魏文源

　　监审：李保燕

　　编校：李晓亚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