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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时间:2025-03-12 14:06:14来源:1.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新疆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 文字:梁振华1 李苗2

  摘要: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客观需要,也是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文章以NJ地区M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搜集资料,关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及其阻力,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研究发现,尽管部分妇女成为村“两委”成员,但总体而言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相对较低。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经济能力提升、思想观念逐渐变化、个人受教育水平较低、妇女逐渐走出家庭等方面。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高农村党组织成员、村党组织书记中女性的比例;二是提高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

问题的提出与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效能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标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1],提高妇女整体素质水平,激活妇女内生动力,保障其参与乡村治理的基本权利,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客观需要,也是整体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更是少数民族农村妇女通过自身成长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已有研究指出,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干部扮演着重要角色[2],并为乡村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努力。但总体而言,女性在村民自治、乡村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3],影响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偏低[4]、经济状况较差[5]、社会支持不足[6]等。文章以K市M村为例,关注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现状及其阻力,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案例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地点

  M村为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位于NJ地区K市S县Q镇,全村辖9个村民小组,共有438户2009人,劳动力579人,全村共有耕地955亩(约0.64平方千米),人均耕地1.71亩(约0.001平方千米)。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在种植业方面,主要以小麦和谷子为主,同时家家户户都在发展庭院经济,种植小型蔬菜大棚;在养殖业方面,主要饲养牛羊,全村共有300多头牛,1700多只羊。在外出务工方面,长期在外务工的人数不多,多以短期为主,其工作类型包括厨师、泥瓦工、司机、裁缝、木匠等。在村“两委”班子中,M村由10人组成,其中女性4名,男性6名,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达到一半;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重要岗位均为男性,4名女性干部职务分别为妇联主席、村委会副主任、村委会委员和团支部书记。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获取资料。一是问卷调查法,研究团队以“NJ地区妇女社会观念调查研究”为主题,收集妇女问卷219份,男性问卷115份,内容包括农民的生计现状、婚姻观念、社区参与等。二是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观察他们的衣食住行等。三是深度访谈法,主要是个案典型调查,运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收集有关创新性做法以及鲜活事例、感人事迹的材料,完成妇女访谈48份、男性访谈35份、驻村干部访谈4份、村干部访谈8份。

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

参与村干部意愿

  当地妇女对于参选村干部的态度整体表现出谨慎的积极。调查显示,58.0%的妇女表示有参选村妇女主任的意愿,也有26.5%的妇女表示不愿意参选。此外,妇女参选村干部的意愿强于参选村妇女主任的意愿,68.5%的妇女会参选或考虑参选村干部(见表1)。

表1 妇女竞选村干部的态度

  调查同时发现,大多数妇女表现出对自己担任村干部的较高自信,体现了自我效能感的增强。82.4%的妇女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担任村干部,仅有17.6%的妇女没有自信心。其中,年龄越大的妇女担任村干部的自信心越弱,收入较低的妇女担任村干部也呈现低信心的特点(见表2)。

表2 妇女对担当村干部信心和能力的自我评价

  通过以上调查数据可知,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在增强;大多数妇女对当地女性干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对于自身参选村干部也开始有了兴趣,同时对自身担任干部的能力的信心也有所增加。总体来看,NJ地区乡村参政议政的妇女人数在不断提高,担任村干部的意愿在增加,妇女担任村干部的比例也在不断提升。

女性干部构成

  女性担任村干部,是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代表和维护农村妇女权益的重要途径。M村村“两委”班子共10人,其中共有4名女性,分别为妇女主任、村委会副主任、团支部书记及村委会委员。4位女干部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2岁,最小的才24岁,她们的共同点是学历较高,都拥有大专或本科文凭。

  24岁RHM是该村的村委委员。她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回M村当村干部。她的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工作(村委委员)无编制,每月3500元。这是找工作前的过渡期,希望考乌鲁木齐或喀什的公务员。现在村里变化很大,村容村貌整个都在变化,村干部学历高(村干部三个本科,学历相近,有共同话题),工作环境好,愿意在村里工作。工作用电脑,学会电脑有成就感,现在每天也有保持学习英语的习惯。”(访谈记录20210427,RHM)

  在M村,像RHM这样的女性群体越来越不可忽视,也日益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参与力量。大多数担任村干部的妇女表现出对自己担任村干部的较高自信,体现了自我效能感的增强。

  第一书记DRQ称村干部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都较高,且其整体呈年轻化趋势,村民也表示对于村干部年轻化的趋势及女性担任村干部的情况都能接受。这些都反映出女性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和决策开始逐渐得到村民及其他男性干部的认可。此外,村委会也更需要重视女性在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妇女工作方面。因为女性具有许多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和优势,尤其是在专门针对妇女卫生检查方面,女性村干部更容易执行与实施,也更能与妇女进行交流沟通,而这也便于工作的继续推动。

  总体来说,村里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相对较低。尽管女性村干部较之前有所增加,但M村女性干部主要负责村里的妇女工作和计生工作,村庄最重要的职务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依然以男性为主。由此可见,农村女干部任职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变[7],主要是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闲职多、要职少。目前,村“两委”当选村干部的女性都为大专或本科学历,她们见多识广,精通电脑,善于表达,这也是她们能胜任村干部的一部分原因。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近三年来进入村“两委”的女性都是高学历,因此她们增多的现象并不足以代表妇女在政治参与方面发生明显的变化。

村务关心与管理

  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村民积极参与村庄事务。调查数据显示,当地大多数妇女对于村中的事务都比较关心,受调查的妇女中,有38.2%的妇女关心村干部“班子”建设,其中19.3%选择了村民选举,18.9%选择了干部素质。妇女选择比例高于10%的选项还有:11.7%的妇女关心村民补助的发放,10%的妇女关心村庄文化活动的组织。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地妇女对于村务的关心主要集中在村“两委”班子建设方面,对于村干部的选举与任用特别关注,其原因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村干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作为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者和实施者,村干部的选举任用直接关系到村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妇女较为关注村干部的选举及其素质;二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依赖。农村基层组织和村干部是农民诉求的首选通道和依托对象,正如上文所说,村委会是妇女解决权益侵占的主要选择,在农民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是农村班子建设主要由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构成,在农村各方面的建设中起很大的主导作用。而且工作队的成员会面临新老交接的问题,同时语言的不同也会造成工作的困难,因此村干部的选举与任用至关重要,妇女对该方面也比较关注。

  对于当地妇女来说,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事务。多数妇女没有参与村务管理的经历,参与村务管理程度总体不高,但表达性需要逐渐增加。考察人们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状况,常用指标有是否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是否对所在单位、社区或村委会的工作提出意见。调查显示,82.7%的妇女没有给村事务管理提过任何建议,仅有14.6%的妇女提过建议,有2.7%想过建议但没有落实(见表3)。总体上,有职业、高学历的妇女参与村庄事务管理的比例较高。

表3 妇女给村委会提建议

  此外,相当一部分妇女学习过国家政策文件,也参与过村决策过程。调查显示(见表4),44%的妇女学习过有关政策和文件,但是主要以被动学习为主。主要是村里组织的集体学习,其中职业妇女学习居多。53.7%的妇女没有学习。

表4 妇女学国家政策、法律、妇女保护文件等情况

  由上述数据可知,首先,当地妇女对于村务管理参与以被动参与为主,与男性相比,女性社会事务参与度较低。其次,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但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妇女通过学习国家政策文件,了解法律法规,增强政治参与意识,逐步参与村务管理、村庄决策过程,明显提升妇女政治参与度。妇女的村务管理状况正在发生静悄悄的变化。

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传统因素与变化

  NJ地区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积极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经济能力、思想观念变化、个人受教育水平等三个方面。

妇女经济能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NJ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妇女经济能力较弱,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农业生产活动,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较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生产条件差、产业结构单一、受教育水平低且缺乏技能、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机会为零等。当地妇女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生产,即便如此,依然过着艰苦的日子,根本没有存款。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妇女的主要精力是家庭生计,根本没有闲心关心参与村庄政治的事情。只有在经济能力逐渐增强的背景下,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以后,才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村庄政治。

  2014年以来,当地政府与驻村工作队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群众收入水平提高的活动,如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大力推广设施农业技术和高效节水技术;指导农民强化田间管理,提高土地产出率;积极开展村民培训,提高脱贫能力;大力发展“1+N”模式的庭院经济;免费发放鸡、牛、羊等;帮助结亲群众销售农副产品等多种举措。广大妇女在此背景下,逐渐改变过去仅仅依靠种地的单一收入来源,既种植小麦、玉米、小米等传统作物,也养殖鸡、羊、牛等,还有的发展蔬菜、葡萄等庭院经济,收入途径日趋多元。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村里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与丈夫共同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并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经济收入的增长与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为妇女参与村庄政治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主动性。但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的家庭生计依然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限制了她们参与村庄治理。

思想观念变化

  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造成妇女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驻村工作队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如邀请专家来村为当地妇女开展妇女专题讲座,倡导现代、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组织23名妇女代表学习妇女在做群众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开展夜校活动,组织妇女学技能、学法律、学国语;在“三八”妇女节开展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好家庭”活动等。这些活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妇女的思想观念,她们开始积极参与村庄事务。TEX就是其中之一。

  TEX,女,42岁,初中毕业,是十户长和妇女小队长。在过去,TEX在过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她的主要工作是种植20多亩的小麦,养殖20只羊和种植0.2亩的拱棚蔬菜。除此以外,便是洗衣做饭,收拾家里,并照看13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从来没有想过去参加村庄的公共事务。驻村工作队的培训活动,让她萌生了为村民服务的想法,便报名了妇女小队长。她现在主要负责管理妇女的衣着形象、宣传妇女健康。尽管每个月只有90元钱,但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份工作,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现在一有时间就收拾庭院。同时,作为女小队长,还需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多多宣传妇女的形象。现在经常要参加村庄的公共事务,如果发现有不干活的人,会稍微提醒一下(访谈记录20210428,TEX)。

  TEX的案例从侧面反映出,受驻村工作队开展的一系列旨在提升妇女经济能力、社会适应能力活动的影响,她的性别观念被重塑,逐渐成为一个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妇女,同时也改变了家庭的生活。

受教育水平

  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教育的贫困造成了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主要的活动空间集中在私人领域,而在理解公共领域政策方面的能力不足[8]。这是因为,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村的各项公共事务日益繁多,对于政治参与主体文化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电子化办公的普及对妇女使用电脑的技能也有了较高的要求。然而,研究社区的妇女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调查数据显示,有50.2%的妇女是小学以下文化,小学毕业的占45.2%,初中毕业的仅占2.7%,高中毕业的只占1.9%。换言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妇女仅有4.6%(见表5)。受制于低水平的受教育率,很多妇女在参与村庄政治方面显得捉襟见肘。

表5 被访者的学历

  与受教育水平相伴随的还有较弱的普通话水平,超过95%的少数民族妇女不会说普通话,不知道如何交流,进一步影响了她们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是因为NJ地区的少数民族相对集中,她们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流,对外界的语言依赖程度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经济文化与外界的经济文化缺少互动。即便在通信网络如此便捷的现代社会,她们在现代传媒工具的使用方面,也多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

结论与建议

结论

  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是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当地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参与村务管理的经历,她们只是村庄具体事务实行过程中的承担者与执行者,被动地接受各项事务的安排,并且表现出工作与文化上的差异。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工作情况、思想观念,也影响着其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与村务管理相比,当地妇女在组织活动、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方面的比例相对较高。在村“两委”方面,当地村“两委”的人员配备中女性干部的比例相对于男性来说仍然较低,尤其是村内党支部书记的任用,大多数村庄都由男性担任,负责处理村内的各项事务。这是因为妇女在参选村干部的态度方面表现出谨慎的积极,对村干部的参选有较多的考虑因素。尽管如此,大部分妇女都表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能够胜任村干部的工作。尽管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如妇女的经济能力提升,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变大;思想观念和性别观点发生改变,逐渐走出家庭;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男性承担家庭劳动逐渐普遍等。但总体而言,经济压力大、受教育水平低、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分工等仍然影响着妇女参与的积极性和可能性。

  建议

  妇女参与决策与管理是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高农村党组织成员、村党组织书记中女性的比例。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划”,采取多途径、多形式,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妇女进行培训,通过培训学习,使广大妇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最终确保党员代表大会中女党员代表保持合理比例。

  二是增强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管理的意识并提高其能力。以村“两委”的年轻女性成员为重点支持对象,她们有知识、有文化,语言表达和学习能力较强,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素质与领导能力培训,全方位提升她们的综合能力,成为村庄发展的中坚力量,发挥妇女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要始终把学习普通话作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交流交融、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普通话培训工作,深入各村开展普通话学习活动,逐步提高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激发妇女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真正实现“半边天”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许欢科,韦安.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研究——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4(02):96-102.

  [2]杨宝强,钟曼丽.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202-208.

  [3]陆海霞.论新农村建设中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基于广西11地市女村官的数据[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03):143-147.

  [4]李春梅,师晓娟.藏区青年妇女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双因素理论视角[J].当代青年研究,2019(05):11-17.

  [5]郭夏娟,魏芃.从制度性参与到实质性参与:新中国农村女性的治理参与及其地位变迁[J].浙江社会科学,2019(09):15-25.

  [6]刘筱红.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4):2-6.

  [7]吴林原,陈丽琴.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研究述评与展望[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02):54-59.

  [8]高杨,刘永功.双重逃离:边境少数民族已婚妇女流动研究——以云南拉祜族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8(07):66-72.

  2020年新疆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项目“公共政策实施与南疆农村妇女参与研究”(nkyzzkj-023)的阶段性成果;山西省2024年度研究生精品教学案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教学案例库”(2024AL01)。

  编校:王莹珠

  网络:吴飞飞

  监审:侯欣怡

  终审:魏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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