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当前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因管理人员受教育水平低、实施不规范等因素导致的乡村治理效能低下问题。现通过分析国内外“三治”融合和“家训村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梳理淄川区赵瓦村家训村规的创新点和特色，挖掘家训村规在新时代的治理功能与实践价值，针对性地总结出赵瓦村“家训村规”与“三治”融合新样板助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三条可推广路径：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夯实群众基础提供方法;为乡村治理规范化提供制度建设新思路;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从而切实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传承并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明乡风涵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价值提供可持续发展路径。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此，学者们开始重视对乡村治理中“三治”融合的研究，也逐渐认识到“家风家训”“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国外研究现状

　　从目前来看，国外学者在“三治”融合和“家训村规”方面的研究甚少，这是由国家结构、意识形态、历史渊源、人文环境、社会体系等因素造成的。例如，日本家训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借鉴，日本虽吸收了中华文化的“养分”，但主要将这些“养分”应用于商业发展、实用治家等方面，鲜少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因此其在家训文化的应用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的家训文化相对零散，难以应用于其他国家内部的基层治理。

　　国内研究现状

　　从目前搜集的文献来看，国内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1.“三治”融合的价值逻辑

　　“三治”融合这一社会治理体系源于浙江省桐乡市，是乡村地区摆脱治理困境，推动乡村规范化治理的有效途径。黄文记(2021)认为，“三治”由自治、法治、德治三种治理模式有机组合而成，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依存，应以自治为出发点，综合利用“法治”的“硬性约束”和“德治”的“软性约束”，固本培元，推动乡村规范化治理;苗雨君和徐歆阳(2022)认为，“三治”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规范，体现了“三治”的治理功能;张明皓和豆书龙(2021)则充分意识到“党建引领”对“三治”的统领力和集成性，强调乡村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均衡。同时，也应当重视“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与其宪法逻辑，达成“三位一体”的三重逻辑统一效能，提升“三治”的整体效能，增强自治活力，筑牢法治保障，弘扬德治正气，以党建统领“三治”的融合，助力乡村治理(陈潮辉，2022)。此外，林星(2021)等人则是以“新时代”为切入点，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2.“家训村规”之缘起家风家训在乡村伦理重建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沈费伟，2019)，但能真正重视其作用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治理重要内容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相关学者更多只是关注“村规民约”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高其才(2016)认为，村规民约涉及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稳定乡村社会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乡村规范化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另外，陈寒非和高其才(2018)对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总结其原因与问题，提出要通过“提高认识”和“完善制度”两种方式来进一步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康鸿(2018)则将乡规民约和家风家训相结合，对两者进行融合探讨，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点明目标、指明方向。但是，目前真正能将“家风家训”与系统化、规范化的“村规民约”相结合的研究却少之甚少。

　　3.“村规民约”与“三治”的关系自古以来，村规民约便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考，而将其应用于“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更能发挥其独有的价值功能(刘思思，2021)。高艳芳和黄永林(2019)充分认识到新时代乡村治理中“德治”的重要作用。他们追求盘活乡村道德文化资源，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道德体系施之合理、行之有效，他们要求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德治价值以实现“三治结合”，保障村规民约与“三治”的有效沟通，实现两者间的良性友好互动。

　　4.现阶段乡村治理之“困”

　　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挑战，其与乡村治理在结构的协同性、主体的融合性、体系的法治化、方式的创新性等方面仍存在困扰(周文、司婧雯，2021);二是在当前乡村治理中，行政干扰、行政消解自治、政府与农民权责边界不清、农民缺乏组织性、政策弹性化执行缺位等问题较为严重(桂华，2021);三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本身仍然存在主体能力不足、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朱雅妮、高萌，2021);四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中仍面临乡村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以及管理人员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能力较低等问题(朱烨、陈文胜，2023);五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仍有待提高，治理方式仍需不断完善(李桂花，杨雪，202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不乏对乡村治理、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以及“三治”的研究，但是大部分学者只是单纯地认识到“村规民约”在“三治”中的作用，缺少对“家风家训”与“三治”的综合性研究，将两者相结合以及对“家训村规”在“三治”中的作用研究更为少见。基于此，本文将“家风家训”和“村规民约”结合，提出“家训村规”的切入点，以淄川赵瓦村为例，探究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使“三治”借助“家训村规”达到最优融合，实现“家训村规”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最大化，总结可借鉴的方法，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1]

　　【基金项目】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三治”如何融合?--淄川赵瓦村“家训村规”助力乡村治理的经验启示》的阶段性成果(S202310447016)。

　　【作者简介】田信(2002—)，男，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政治与公共管理;

　　孟宪艮(1978—)，男，法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地方治理。

赵瓦村家训村规的创新点及特色

　　家训村规与“三治”的内在联系

　　山东省淄川市赵瓦村起源于唐朝，地理位置优越，占地面积大，有十大家族，每个家族的族训都是从族谱上祖祖辈辈流传而来的。在家族族训的基础上，全村开展“传家风立家训”活动，集结成赵瓦村《家风家训》一书，并总结出了赵瓦村30字的村风村训。之后，赵瓦村提出《村规民约》，领导班子们通过广泛征求汇总村民代表、律师和法院等意见，共同研究、协商、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同时，设立村规民约培训班，由专业人士向村民代表们讲解家训村规的有关内容，督促村民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在此期间，通过彩绘、展板、文化长廊以及各种节日活动等形式进行宣传，从而让村规民约正真得以落实。在《村规民约》补充完善的过程中，村民积极建言献策，真正实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是对“自治”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进而使优良的“家风家训”在全村蔚然成风，与《村规民约》共同构成了赵瓦村“自治”得新样板。挖掘“三要素有机结合”模式，践行“1+1+1>3”的可持续发展新思路，以自治为基础，德治为基石，法治为保障。此外，《村规民约》要求村民自治要坚持“依法而治”。与此同时，德治的“软约束力”提升了村民的道德素养，由此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真正融合。[2]

　　家训到村规的发展变化

　　中国传统家训蕴含勤学立志、修身养性、齐家治业、安民报国等丰富的思想内涵，使得中国传统家族大都具有自治的内生原动力。调研团队经过实地调查、资料研究，发现山东省淄川市赵瓦村十大家族家训中也都提及尊老爱幼、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等思想。在赵瓦村提出《村规民约》之前，“自治”思想便早已深入人心。然而，随着村民数量的增多、村域范围的扩大以及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往村民商讨议事的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地乡村规范化治理的需要，由此，《村规民约》顺势而生。家训家风集结汇总为《村规民约》，介于正规的法律和不成文的乡规民约是研究中国古代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据，乡规民约基于乡村的伦理习惯和民俗传统而制定，汇集村民意见和律师建议，所以其科学性、合理性更强。《村规民约》规劝族人与乡里和睦，涉及救济制度，内容涵盖范围更广，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惩罚性，这体现出依法而治的特性。

　　党建引领的组织保障作用

　　近年来，山东省淄川市赵瓦村依托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坚持依法治村、以德治村、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基础上，走上了一条突出村级规范化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道路。一是领导班子发挥带头作用。村党支部率先提出设立家训村规的想法，之后召集村民代表共同制定《村规民约》，并通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党员集中活动日制度等各项组织生活制度，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及时为群众提供各类代办服务以及利用每日的“早六点半听民意”推动其实施;二是党员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党员积分量化管理、开展“亮明党员身份”活动，积极选树“时代先锋”典型，促进全村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家风”，鼓励广大党员向优秀看齐，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赵瓦村“家训村规”与“三治”融合的研究价值

　　有助于挖掘家训村规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赵瓦村家训村规倡导村民向上、向善、向美，多次把孝顺父母、爱国守法放在其《村规民约》的内容前列，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研究将家训村规置于时代发展的框架之下，让家训村规引领社会新风尚，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其他落后地区的治理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法，切实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有助于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推进文明乡风涵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赵瓦村坚持“以评弘德”，在村主干道设置“善行义举”四德榜，开展“最美家庭”“诚信经营户”等道德模范评选活动，通过在村内显著位置张挂展示、乡村广播、民俗活动等形式全力营造优美环境，保障优良秩序，提供优质服务，持续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指数，让村规民约深入人心，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村风，提升居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有助于总结赵瓦村以家训村规助力乡村治理的经验，为发挥传统文化的治理价值提供经验

　　运用家训村规进行乡村治理是引领乡村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赵瓦村党建引领与三治结合下发展家训村规的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地区法律意识淡薄、乡村法治文化建设滞后、乡村的道德教化功能被严重削弱等系列问题，本研究总结其治理经验，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乡村规范化治理打造善治样板，完善乡村治理体系。[3]

赵瓦村“家训村规”与“三治”融合的推广路径

　　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夯实群众基础提供方法

　　现阶段农村基层党建中仍然存在“干群脱节”问题。赵瓦村党委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有力举措实现干群友好关系的良性互动。第一，提高基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赵瓦村党委定期召开座谈会，落实群众路线方针的理论知识学习，提升干部服务自觉性;第二，增强基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赵瓦村采取划片管理的方式，每个党支部分别对接一定数量的村民，细化管理以提升党支部服务群众的能力;第三，完善基层党群互动协商机制。赵瓦村党员干部高频次召开民主议事会，及时解决问题，完善协商机制。调研团队总结此三点治理经验，为其他村庄解决干群问题提供可操作性路径。

　　为乡村治理规范化提供制度建设新思路

　　相较传统政治精英和新兴经济精英主导下的乡村治理，赵瓦村党建引领的民主乡村治理模式更为科学合理。第一，完善宣传教育机制。村内设置大量宣传展板，展示其党建工作与村规民约相关内容。另外，赵瓦村党委定期开展理论学习专题讲座，组织村民进行党史知识学习，强化村民思想意识;第二，完善党员干部考评机制。赵瓦村不仅有成熟的村规民约考核体制，而且其村内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也有着独特的机制体系。[4]

　　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

　　通过实地走访淄川区，调研团队搜集到了赵瓦村2002年家训家风文化与村规民约文化发展以来的可考文字、图像资料等，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化整理，理顺了家训村规的创制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为乡村规范化治理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乡村治理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要从学理角度阐释乡村治理现代化如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也要注重调研实践，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深入调研各地如何通过创新乡村治理新样板筑牢“中国之治”，助力大国基理，感受乡村基层治理的新成果，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褚洪敏.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J].宁夏党校学报,2020,22(04):96-104.

　　[2]康鸿.“乡规民约”与“家风家训”建设的自治样本[J].人民法治,2018(Z1):123-126.

　　[3]谢晖.浅析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理论与实践逻辑[J].经济师,2023,No.412(06):13-14.

　　[4]凌唯钊,陆倩倩.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J].甘肃农业,2023,No.550(04):80-84.

责任编辑：张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