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重构乡村经济体系、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领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客观上要求建立可持续的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产业融合模式。实践表明，乡村旅游在推动产业升级、文化传承及生态保护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受制于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治理体系碎片化等深层次矛盾，其促进乡村振兴的长期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因此，本文就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机制展开系统性探讨，以期构建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适应性的制度框架，为破解乡村空心化、产业低端化等现实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在全球乡村发展范式转型的浪潮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乡村价值重构进入制度性创新阶段。作为城乡要素交换的重要载体，乡村旅游通过产业融合、空间重构与文化再生产等方式，正在重塑传统乡村的发展逻辑。从制度演进视角审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涉及复杂的系统耦合关系。一方面，土地制度改革与集体产权制度创新为资源活化提供了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资本下乡的逐利性与乡村公共利益的平衡机制尚未完善。这种制度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导致乡村旅游在实践中普遍存在业态同质化、治理碎片化等突出问题。此外，乡村旅游对乡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作用尚未形成闭环，文化传承断层与社区参与不足制约了其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制度经济学与空间生产理论，着力揭示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边界与实现条件，为完善乡村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概念界定

乡村旅游内涵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空间为载体，通过整合自然生态、农耕文化、聚落景观等特色资源，为游客提供差异化体验的综合性经济活动。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在于“乡村性”的存续与再生产，具体表现为地域空间的非城市化特征、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性保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生性互动。区别于传统观光旅游，乡村旅游更强调主客共享的价值创造，即在满足游客休闲需求的同时，激活乡村地区的经济活力与文化自觉。从产业属性看，乡村旅游具有显著的跨界融合特征，通过“旅游+”模式实现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三产联动，形成以体验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价值链。在功能维度上，乡村旅游不仅是经济增收工具，更是乡村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平台，其发展质量直接取决于乡村本真性与现代服务能力的动态平衡。

乡村振兴维度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系统性工程，涵盖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个方面，旨在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产业振兴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突破传统小农经济局限，发展绿色农业、智慧农业与融合型新业态，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生态振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资本，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文化振兴致力于修复乡村文化生态，通过挖掘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塑乡村文化主体性，增强社区凝聚力与农民身份认同。人才振兴指向人力资源的逆向流动，需构建包含本土能人、返乡创业者、专业技术人员等多层次人才矩阵，破解乡村人力资本空心化困境。组织振兴则要求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

经济驱动机制

　　1.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通过重构乡村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复合型产业体系转型。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土地、劳动力等核心要素长期受限于单一的粮食作物种植或初级加工模式，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附加值流失严重。乡村旅游的介入打破了僵局，将农业生产要素与旅游服务要素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农文旅商一体化的产业生态。通过引入体验式消费场景，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流通链条被重新解构：农事体验活动赋予农业劳动以教育价值和娱乐属性;乡土美食通过餐饮服务实现品牌溢价;传统手工艺借助旅游商品开发获得新生。这种产业升级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与横向延展，实现资源价值的裂变式增长。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企业的资本投入与科技创新进一步激活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潜力，智慧农业技术的应用使得作物种植与游客需求精准匹配，农业物联网设备的普及提升了乡村资源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2.就业乘数效应

　　乡村旅游的就业创造能力不仅体现在直接岗位供给上，更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形成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与传统外出务工形成的劳动力单向流失不同，旅游产业链的多元化特征为乡村居民提供了分层级的就业选择，从民宿运营、导游服务等基础岗位，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专业化职位，再到乡村旅游合作社管理、创业孵化平台运营等高端岗位，形成了完整的能力成长阶梯。这种阶梯式就业结构具有显著的社会包容性：留守妇女可通过手工制作参与价值链收益分配，老年群体可凭借传统知识从事文化讲解服务，青年创客则依托数字技术开发文旅产品。此外，稳定的旅游收入来源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其跨地域流动带来的经验积累与视野拓展，为乡村注入了现代经营理念与职业技能。伴随着旅游市场的持续繁荣，围绕餐饮供应链、物流配送、文化演艺等衍生产业的就业机会呈指数级增长，有效缓解了乡村空心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空间重构机制

　　1.土地集约利用

　　乡村旅游的兴起重新定义了土地资源的价值实现路径，推动乡村空间从生产主导型向功能复合型转变。在传统的乡村发展模式中，土地长期被视作农业生产的简单容器，其布局零散化、利用低效化的弊端制约着乡村现代化进程。乡村旅游通过空间功能再造，形成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新型逻辑：废弃宅基地被改造为民宿集群，既保留传统建筑风貌又植入现代商业功能;撂荒耕地转化为农业景观带，通过季节性轮作保持生态多样性与旅游吸引力;丘陵沟壑开发为徒步探险区，使自然地貌成为可消费的空间资本。这种土地资源的再配置过程并非单纯的土地开发行为，而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实现资源资本化的系统变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政策工具的运用，为旅游资本与乡村土地要素的结合提供了制度接口。

　　2.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从被动供给向需求响应型转变，该过程实质上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空间表达。在旅游产业发展初期，乡村公共服务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游客体验质量，使得地方政府加快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旅游公路网络的延伸改善了乡村可达性，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缓解了生态保护压力，5G基站的覆盖则为智慧旅游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硬件设施的完善客观上缩小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差距，形成公共资源分配的补偿效应。而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乡村旅游产生的税收增长与集体经济收益，为教育医疗资源下沉、文化设施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池，部分村庄甚至探索出“旅游收益反哺公共服务”的自主供给模式。同时，游客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催生了新型服务形态，乡村会客厅兼具游客咨询与村民议事功能，文旅数据中心实现客流监控与社区治理联动，生态驿站同步满足游客休憩与环境保护需求。

乡村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产品同质化与业态低端化

　　乡村旅游市场在快速扩张中普遍陷入创新动能不足的困局，产品结构雷同与服务质量扁平化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障碍。盲目模仿城市旅游项目的开发逻辑导致大量乡村景区失去“乡村性”内核，景观打造趋向标准化模板：徽派建筑仿古街区、玻璃栈道体验项目、千亩花海观赏基地等元素重复堆砌，使游客难以区分地域文化差异。传统农耕资源的文化深度未被充分挖掘，农事体验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采摘、垂钓等程式化环节，缺乏对节气习俗、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景化转化。民宿业态扎堆兴建却忽视特色营造，从装修风格到服务内容呈现严重的趋同性，甚至出现“网红拍照墙”在全国乡村批量复制的荒诞现象。这种同质化竞争加剧了市场饱和风险，引发价格内卷与资源浪费，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面临运营困境。业态低端化则集中表现为产业链附加值流失，旅游收益过度依赖门票经济与简单餐饮消费，未能形成文化创意、研学教育、康养度假等高端业态的良性培育机制，导致乡村难以突破“赚辛苦钱”的初级发展模式。

要素配置失衡

　　在乡村旅游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源、土地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非对称配置形成多重阻滞效应，暴露出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缺陷。专业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与本地劳动力技能断层形成鲜明矛盾：文旅策划、产品设计等领域高度依赖城市专业团队的外包服务，本土经营者因知识水平与视野局限，长期困守低端服务环节;青年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内部人力资本空心化，留守群体难以适应现代旅游服务需求，形成“有岗位无人胜任”的尴尬局面。土地要素激活面临深层制度约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仍受限于产权确权难题，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缓慢，许多优质旅游资源因土地性质限制难以转化为市场化资产。资本要素配置则呈现两极分化：城市资本下乡集中于投资回报快的消费场景建设，忽视农田水利修复、生态保护等长效领域;而本地集体经济缺乏融资渠道与运营能力，往往在资源开发中陷入“抱着金碗讨饭”的被动局面。

治理体系维度

　　乡村旅游实践暴露出乡村治理体系在多主体协同与制度供给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政府部门的政策执行存在显著的条块分割特征，文化旅游、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管理权责交叉重叠，项目审批与监管标准缺乏统筹协调，极易造成“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治理盲区。资本主体与村集体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外来投资者过度追求商业利润，常通过不平等协议攫取土地收益;而村集体受限于法律知识与谈判能力，难以在合作开发中保障村民长远利益，土地租金被长期锁定在低价区间的情况屡见不鲜。社区参与机制形同虚设的现象尤为突出，重大旅游项目决策往往由基层政府与企业包揽，村民的知情权未得到充分保障，并且缺少利益表达渠道，导致征地拆迁、被动安置、边缘化生存的悲剧反复上演。

长效机制构建路径

产业融合创新机制

　　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的同质化桎梏，需构建以文化价值挖掘与技术创新为双核心的产业融合创新生态。深度提炼乡村独有的农耕文明基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构建差异化的文化IP体系。例如，传统二十四节气可衍生为沉浸式农事体验课程，地方戏剧可改造为夜间文旅演艺项目，古老手工艺可开发为亲子研学工坊，形成一村一品的文化标识系统。技术创新应聚焦数字技术赋能，运用虚拟现实还原消失中的传统村落景观，依托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溯源的场景化呈现，借助大数据分析游客行为偏好以动态调整业态布局。在产业链纵向整合层面，需推进农业基地向田园综合体转型，构建种植、加工、观光、研学的全链条增值模式，使农产品从初级生产环节跃升至品牌化服务环节。产业链横向融合则应打破行业壁垒，促进旅游与康养、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功能性嫁接，发展中医药主题民宿、自然教育营地、山地运动公园等复合业态。

要素整合机制

　　实现乡村要素的优化配置，关键在于构建城乡要素市场化流动的制度通道与价值转化平台。对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应实施“内生培养+外部导入”的双轨策略：通过设立乡村文旅人才孵化基地，系统性培训本地村民的接待服务、产品开发与数字化运营能力;同时，完善城市专业人才柔性引进机制，以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形式吸引设计师、策展人、电商运营者等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土地要素激活需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旅游开发的新模式，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与跨界置换的交易平台，使“沉睡资源”转化为流动资本。技术创新要素的渗透需强化应用场景建设，搭建农业物联网系统实现农田数据的动态采集与旅游体验的智能匹配，开发乡村数字孪生系统辅助旅游规划决策。资本要素配置应优化引导机制，设立乡村旅游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生态修复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的共享经济模式，遏制资本过度逐利对乡村原生系统的破坏。

治理优化机制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需突破传统管理范式的局限，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权责清晰的新型治理架构。在政策协同层面，应建立文旅、农业、生态等多部门联合决策机制，制定统筹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负面清单”，化解政策冲突导致的执行困境。政企社关系重构必须明确政府“规则制定者”与“服务供给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完善乡村旅游项目准入评估标准，建立生态影响与文化真实性审查制度;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引导专业机构参与规划设计与运营指导。村民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创新参与模式，推广“旅游合作社+村民议事会”的自主治理结构，在利益分配环节植入股权量化、保底分红等契约设计，确保本地社区持续分享发展红利。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其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突破表层开发逻辑的局限，构建兼具内生动力与系统效能的制度框架。现实困境的破解路径既需要产业体系的深度重构，更需要要素配置的制度性重建与治理模式的价值回归。通过文化IP的差异化塑造与技术赋能的场景转化，能够重塑乡村旅游的产业竞争力;而城乡要素市场化流动机制的创新，则为资源转化与价值增值开辟新通道;治理架构的现代化转型则在平衡多方利益中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侯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