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支持大学生村官参与数字治理，对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在推动大学生村官参与数字治理的实践中，仍面临大学生村官数字素养不足、配套制度不健全、乡村社会融入度低等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提升数字素养、完善制度保障、增强社会融入三方面提出优化工作路径，包括开展专项培训、健全激励机制、结合地方文化创新治理方式等。

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背景

　　在乡村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地方，许多村镇的青壮年人员都会选择外出打工，到城市中谋求发展，导致村内基本只留下老人与孩童，使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村基层干部主要为中老年人，缺乏年轻干部和人才，干部结构呈现单一化趋势。大学生村官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党政干部队伍后备人才、各行各业优秀人才，这一战略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同时，有助于缓解城市地区就业紧张局势，改善农村地区人才结构，提高其整体质量和能力，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然而，农村部分地区在数字信息“接入端”面临资源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以完备基础设施、技能培训和制度保障为支撑，推动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促进治理思维向数字化转型，可有效消除城乡数字鸿沟，打通乡村治理“最后一公里”。

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现实困境

大学生村官数字素养有待提升

　　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已深度融入乡村发展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居民生活环境，还对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所需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任用虽覆盖学科多元，但在专业结构上倾向人文社科类背景人员，具备农科专业素养者比例偏低。许多大学生村官的理论储备与乡村实际技术需求不匹配，在治理实践中常面临理论素养有余而实操能力不足的困难。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中，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培育框架缺乏系统整合与长效落实机制;部分基层干部在数据决策、智能工具应用等维度的数字胜任力存在显著局限;乡村居民对数字化工具的接受意愿与深度应用能力仍需强化。大学生村官对数字素养内涵的理解仍局限于工具性操作层面，尚未形成涵盖数据思维、算法伦理、数字安全等维度的综合认知体系，难以推动乡村全域数字化转型。

　　部分大学生村官对数字治理工具易形成认知偏差，让技术应用本身变成工作目标，过分强调可量化的技术指标而忽视治理实效的提升。同时，对短期任务目标与即时可视化“成果”的过度追求，也促使大学生村官优先选择最易满足考核要求或规避问责风险的操作方式，导致具体治理行为与整体治理目标不对称。这直接造成了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典型代表的行为模式，如，满足于数据报表的机械填充、追求线上留痕的表面合规，以及进行象征性或选择性的数字变通操作，这些行为不利于解决基层群众的真实诉求。

配套制度有待健全

　　1.大学生村官配套制度保障不足与需求脱节

　　大学生村官招录与培训主要由省级以上部门推行标准化管理，采用集中化模式。一方面，制度保障不足造成其身份界定不清，权责关系缺乏明确规范;另一方面，培训内容与地方实际需求脱节，未能针对区域发展特点构建差异化培养体系。这种制度保障不足、培训内容与地方实际需求脱节的双重矛盾，严重制约了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发挥。

　　2.大学生村官福利待遇与晋升渠道待完善

　　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其一，福利待遇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部分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其二，缺乏系统性专业引领机制，新人入职后常陷入“自我摸索”的困境，难以快速适应基层工作。与此同时，岗位稳定性不足、公共服务资源与城市的代际差距等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部分抗压能力较弱或职业认同感模糊的群体，最终选择退出基层服务队伍。

　　3.激励结构失衡与多元主体参与动力不足

　　现实中，部分农村地区的线下自治机制存在功能弱化现象，村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面临激励缺失、参与动力不足等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导致线下治理生态难以支撑线上治理体系的有效嫁接与良性运转。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激励结构失衡问题，制约多元主体参与动能。部分村庄在推行积分制时陷入工具理性异化误区：将积分体系简单等同于商业消费积分兑换机制，过度聚焦物质奖励而忽视其承载的公共治理价值。这导致激励效能降低——村民因兑换物品价值偏低(如仅获微量生活用品)而参与意愿低迷，使“行为量化—积分累积—治理增效”的传导机制失效。与此同时，数字治理工具的应用未被纳入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体系，致使其缺乏推动技术落地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削弱数字平台的治理赋能潜力。基层干群间的信任缺失与紧张关系，显著制约了数字化治理工具的有效应用，具体表现为：村“两委”与村民之间长期缺乏深度沟通与互信基础，村“两委”干部常因顾虑言论风险(如“言多必失”的潜在压力)，对数字平台征集民意存在畏难情绪，使用意愿低下。

乡村社会融入度有待提高

　　大学生村官深入基层，凭借创新思维与现代化理念推动乡村社区转型与村民思想观念革新。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认知，村民对新生事物往往持审慎甚至排斥态度，对外源性现代治理理念及政策执行方式存在接受障碍。这种观念冲突不仅造成政策落地过程中的现实阻力，更制约了大学生村官与村民建立高效沟通与合作关系。

　　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服务实践中能力相对薄弱。作为直接从校园进入乡村治理场域的青年群体，其成长过程普遍伴随着家庭支持，形成了固定的生活经验模式。当置身于陌生的乡土环境时，大学生村官心理适应过程往往伴随着跨文化压力。青年群体缺乏前置性的基层社会工作经验，对基层治理情境和民生诉求尚未形成完整的社会认知图式，导致其在分析复杂社会问题时欠缺系统性思维与逻辑推演能力。

　　此外，乡村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地域性方言沟通壁垒进一步制约了工作效能的实际转化。大学生村官在跨地域任职的情况下，其工作地点多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分离，且未经村民自治程序选举产生，导致其普遍面临社会信任基础薄弱的困境。特别是在同姓宗族聚居型村落中，基于血缘亲疏与地缘亲密的“差序格局”传统治理逻辑，使缺乏本土社会资本积累的大学生村官陷入结构性融入困境。这种非内生性身份使大学生村官难以快速建构有效的群众动员基础，在推进基层工作时常遭遇传统惯性的消解，更深层次的障碍源于文化符号的差异。我国方言系统的区域性差异形成了显著的语言壁垒，非本地籍贯的大学生村官在治理事务中面临沟通困难。例如，当村民使用“阿婆茶议事”这类承载地方性知识的言语符号时，外来者往往存在信息解读偏差。语言习得的渐进性特征进一步延缓了文化适应进程，使政策传达、矛盾调解效能受到制约。

大学生村官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路径

提升大学生村官数字素养

　　1.培养数字人才，提供技术支持

　　联合高校开展“乡村数字人才培训计划”，设计符合乡村数字化治理需求的课程体系，从信息技术、数字管理、乡村服务等方面培养数字人才。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搭建线上数字教育平台，提供视频教程、在线课程、互动问答等学习资源，方便大学生村官随时随地学习数字化知识。同时，组织专业的技术团队，不定期开展乡村数字技能培训活动。通过现场教学、实践操作等方式，提升大学生村官的数字技能。

　　2.优化选拔机制，强化专业适配性

　　推行“原籍优先”原则，优先录取本地生源或具有农村生活经历者，降低文化适应成本。增设“农业实操测试”环节，筛选具备基础农技认知的候选人。建立“双轨制”选拔通道，涉农院校推荐面试与社会考试并行，吸引农学专业人才。重构培养体系，推动知识转化。课程设置以需求为导向，联合农业院校开发“模块化培训包”。推行“1+X”证书制度，要求大学生村官在任期内取得农产品电商运营师、智能农机操作员等职业认证。强化专业适配性，设立“三导师制”，乡镇干部为思想导师、农技专家为技术导师、村党支部书记为实践导师，通过“田间诊疗日”“夜校工作坊”等形式，帮助大学生村官提升解决具体生产问题的能力。

完善制度保障，激活大学生村官长效服务动能

　　1.打通职业发展通道

　　延长首次聘期至4—5年，鼓励其深耕农村;期满考核优秀者定向输送至农技推广站或乡镇部门。推广从大学生村官中招录选调生的机制，形成“村官—农技骨干—基层干部”成长链。施行复合激励政策，结合物质激励与发展激励，实施“技能津贴”制度，对取得职业认证者增发补贴;牵头农业创新项目者可获科研经费支持及成果转化分成。

　　2.激活自治组织功能

　　创新议事机制，推广“线上+线下”融合议事模式，允许村民通过数字平台参与决策，同时保留线下协商的传统，解决“找人难”问题。赋权赋能基层，明确村民议事会在积分制规则制定、项目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如采用“清单+积分”模式，实现权责匹配。

　　3.将数字治理深度融入考核体系，激发大学生村官动能

　　完善大学生村官数字绩效考评，建立“村官考核平台”，增设“数字工具应用成效”指标，涵盖村民线上参与率、平台问题解决时效、民意征集覆盖率等量化维度。将考核结果与晋升资格、绩效工资直接挂钩，优秀村官优先纳入村“两委”正职后备梯队，并上浮绩效工资。培育数字治理骨干队伍，开设数字平台操作、数据分析课程，培育“数字村官”，如配备直播达人、数据管理员。对返乡青年参与数字治理给予高额积分奖励，降低其创业门槛，推动“上岗积分”模式。

　　4.构建信任共同体

　　强化线上平台公信力建设，推行“诉求提交—处理跟踪—结果公示”全流程公开，通过“一网感知”系统实时展示村务处理进度，消除村民疑虑。要求村“两委”干部在平台实名回复村民提问，并将响应时效纳入考核。重建线下干群互动场景，结合积分评议召开线下村民听证会，基层干部现场解答政策。邀请村内长者、乡贤担任积分评议员，提升制度公正性。

　　5.技术赋能与资源整合

　　建设省级数字治理统一平台，整合积分管理、村务公开、民意征集等功能。打通数据壁垒，归集农业农村、民政、邮政等部门数据，构建“一人一档”村民数字画像。建立健全多元化数字治理资金保障机制，投入财政专项，按村常住人口每人每年5—10元标准纳入市县预算。撬动社会资源，设立乡贤捐赠基金，并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10%投入积分池。

助推大学生村官融入乡村社会

　　建设数字化方言库，依托省级平台整合地方方言音频资料，开发“方言实时转译”App，解决政策传达中的语义偏差。深化在地化岗前培训，在岗前培训中增设方言速成课程(如吴语、闽南语等区域性方言)，并嵌入地方文化符号解读(如“阿婆茶议事”等民俗活动内涵)，缩短文化适应周期，快速建立情感联结。模拟基层治理情境，通过“矛盾调解沙盘推演”“村务决策模拟会议”等实战化训练，强化对宗族关系、土地纠纷等复杂问题的系统性分析能力，弥补社会认知图式缺失。建立阶梯式实践赋能机制，如“三级帮带”制度，由乡镇班子成员担任“思想引导员”、包村干部担任“方法指导员”、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实务辅导员”，全程指导大学生村官参与征地拆迁、集体资产分配等事务。多岗位轮训，安排大学生村官轮流担任乡镇信访、民政等岗位助理，积累跨部门协调经验。

　　优化任职制度设计。在宗族聚居型村落试点“本籍优先”定向选派，或允许大学生村官在非核心宗族区域跨村任职。“双轨身份”转换，要求大学生村官通过参与村民小组选举、合作社理事竞选等途径获取内生性身份，逐步实现“行政任命身份”向“村民赋权身份”转化。协同宗族网络，联合族内长老组建“乡贤议事会”，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宗族话语体系。构建“差序信任”，通过帮扶计划(每名大学生村官固定联系5户脱贫家庭)积累情感资本，逐步拓展信任半径。

　　将政策语言转化为地方性表达，如用“算盘记账”比喻集体经济审计、以“祠堂评理”替代法庭调解，降低村民认知成本。建立村民反向培训机制，组织“青年夜校”，由村民教授方言俗语、农事节气知识，同步开设“村官课堂”，传授电商技能、法律常识。开展民俗治理活动，改造传统议事形式，如将江苏苏州“阿婆茶会”升级为“茶桌议事厅”，大学生村官以“茶客”身份参与讨论，自然融入决策网络。利用数字技术弥合数字鸿沟与信任赤字，利用分布式记账技术公开政策执行流程(如惠农资金发放记录)，村民可通过手机端实时验证，消除“暗箱操作”疑虑。在数字平台动态公示民生诉求处理进度，如安徽黄山歙县实时显示“已受理—办理中—已办结”状态，强化过程可信度。建立微信群组连接外出务工村民，大学生村官定期推送村务动态，突破地缘关系限制。跨域兑换数字积分，允许外迁村民通过参与线上议事、返乡投资等行为累积积分，兑换宅基地优先选址权等权益，激活离散化宗族资源。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