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以其鲜明的专业优势，正重塑基层治理生态。基于此，本文以制度创新与文化脉络的耦合效应为切入点，揭示柔性介入弥合科层制刚性框架与乡土社会弹性需求间张力的现实意义。实践层面，强调扎根乡土情境的实践智慧、多方利益协调的动态平衡、长效机制的培育，通过搭建需求导向的响应体系、培育社区自组织网络、撬动跨域资源循环等策略，实现治理重心从程序合规向效能跃迁的位移。该模式通过激活本土化知识生产与动态调适机制，有效破除了传统治理中单向度供给与内生动力匮乏的双重困局，开启了兼具韧性与温度的基层善治新篇章。

　　当代乡村社会正面临联结纽带脆弱以及协同动力衰减的双重挑战。传统垂直型管理模式在应对非对称风险时，显露出认知图式固化、反馈回路迟滞等系统性症候。社会工作参与通过嵌套式框架重构了场域互动规则，其价值不仅在于操作技术的迭代升级，还体现在对“治理毛细血管”中主体间性的重新编码。当弹性协商机制与在地化知识谱系产生共振时，制度移植的排异反应便开始让位于有机演化的适应性策略。既有研究容易陷入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窠臼，或过度沉溺于治理工具的理性解构，未能捕捉到制度嵌入过程中的认知摩擦与意义再生产。本文通过过程追踪法，揭示治理工具箱的动态组合逻辑，着重剖析非正式规范与科层制框架间的张力如何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跃迁的催化剂。

社会工作参与下的乡村治理的重要性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弥补传统治理短板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植根于专业方法对传统治理范式的结构性调适。相较于传统治理模式，社会工作通过个案介入、社区赋权与组织培育三维联动机制，实现了治理层级的深度穿透。其“情境嵌入”的方法论，不仅破解了经验型治理在需求识别中的模糊性困境，还通过参与式诊断技术，如将留守群体的发展困境等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治理议题。这种以主体性建构为核心的实践路径，既克服了刚性治理中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痼疾，又创造了文化敏感型的社会支持网络，使治理效能从表层秩序维护转向深层次的社会资本培育。社会工作者通过持续的能力建设，在传统乡村的差序格局中植入现代治理的协作基因，形成了治理实践中制度理性与乡土智慧的双向滋养。

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亟须外部力量参与

　　当前，乡村社会正经历着人口持续外迁、代际价值割裂与社群联结松散的深层嬗变，使得传统依托亲缘关系的自治体系逐步失能。青壮年群体的大规模离乡，不仅造成治理主体断层，还使留守群体陷入公共事务参与动能不足与代际观念对冲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社会工作凭借跨场域行动优势，突破了地方性知识壁垒构建协商空间，既能通过培育新型邻里自组织重构互助网络，又可以第三方视角激活不同代际间的价值对话。尤为关键的是，专业力量的参与不仅填补了公共服务传递链条的断裂带，还在乡土伦理与现代规则间架设了动态调适机制，既避免了传统权威消解后的治理真空，又防止了现代化冲击下的文化认同危机，有助于形成支撑社会平稳转型的弹性治理框架。

政策倡导与资源链接推动治理现代化

　　在政策倡导维度，社会工作者以“政策翻译者”角色架设了基层需求与制度设计的互动桥梁，不仅将田野实践中的灌溉纠纷、留守群体服务断层等微观梗阻转化为政策调适建议，还以通俗化阐释弥合了政策文本与乡土认知的语义鸿沟。资源链接层面，呈现“社会编织者”特质：通过激活企业闲置产能、嫁接城市公益项目、串联分散的乡贤资本，构建起了多维资源协同网络。这种创新性整合，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资源获取惯性，还通过培育社区内生型资源平台(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文化传承工坊等)，使外部输入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动能。当数字工具与乡土智慧在治理场景中碰撞，村级事务云端公示系统与乡贤调解机制并行，网格化管理系统与宗族议事传统交融时，既维系了乡村治理的在地性基因，又实现了治理流程的现代性跃迁，形成了兼具韧性与活力的新型治理生态。

社会工作参与下的乡村治理实践原则

本土化原则

　　本土化原则要求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治理时，以文化根系为锚点，构建专业实践与乡土生态的共生关系。社会工作者须摒弃“悬浮式介入”的思维惯性，将理论工具转化为可融合于村落肌理的文化溶剂，而非套用城市治理的标准化模板或异质文明的范式嵌套。这一过程，需要通过扎根式田野调研与沉浸式观察，解构村庄运行的三重密码：由宗法伦理编织的关系网络、以土地信仰为内核的价值体系，以及通过口述传统传递的生存智慧。实践中，需激活“草根治理”的弹性空间。例如，将村约民规中的互助伦理转化为垃圾分类激励机制，或将祠堂议事的集体记忆重构为村民议事会的符号载体。社会工作者需扮演“文化解码器”的双重角色，既要挖掘传统祭祀仪式中的社区动员潜能，将其转化为公共事务协商载体，又要为外部输入的数字化治理、生态补偿等政策框架披上“方言外衣”，通过使用秧歌、谚语等文化介质，实现政策的在地化转译。这种双向调适机制，不仅避免了文化沙文主义的治理失效，还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了乡村社会的精神原乡。

协同性原则

　　协同性原则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动态互构关系，旨在通过激活“党建引领—村民主体—社会协同—市场激活”四维联动机制，构建弹性化协作生态。一方面，应厘清政府政策赋能、村民委员会在地动员、社工组织专业参与及企业技术反哺的差异化职能定位，建立“需求联议—资源联调—成效联评”的闭环协作框架;另一方面，应警惕符号化协作陷阱，针对悬浮式合作现象，嵌入村民代表轮值决策、跨领域监督评估小组等制度设计，将形式协商转化为实质共治。社会工作者既要深耕专业服务，又需扮演协同纽带角色，通过培育社区议事协商的“韧性触点”，如院落恳谈会、跨代际议事角等场景，推动多元主体在冲突调适中实现价值共识重构，从而形成从机械式分工到有机共生的治理进阶。

可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以治理效能的长效转化为内核，主张通过盘活乡土社会的内生性资源网络(包括代际经验沉淀、社区互助传统及本土文化认同)，构建动态稳定的治理生态。其核心在于突破工具性干预局限，将村民从治理对象转化为能动主体。例如，以参与式议事重构公共事务决策链条，或以文化再生产激活集体行动内驱力。在实践层面，需同步推进“造血机制”与“容错框架”。前者通过分层培育社区骨干、嫁接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工具，形成可迭代的本土化治理方案;后者则借助弹性化规则体系，包容乡村社会转型中的非线性波动，并通过制度性沉淀(如乡贤调解公约、生态养护责任制等)实现阶段性经验的可持续转化。社会工作者应以协同共建为路径，将技术赋能转化为村民的认知资本，同时建立跨代际、跨群体的知识共享平台，确保治理创新既契合村庄现实脉络，又具备抵御外部环境变迁的韧性根基。

社会工作参与下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

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服务供给体系

　　乡村治理的服务供给需突破单向输送惯性，转向以动态感知与分层响应为内核。通过入户走访、村民议事会等扎根式调研手段，捕捉留守群体、边缘家庭的隐性诉求，并将碎片化需求凝练为差异化服务模块。而在动态感知中，需要构建“需求发现—分裂编码—优先级排序”实施流程，支撑物质帮扶、心理支持、发展赋能等针对性供应。例如，对于独居老人可提供“安全守护”服务包，其中包含紧急呼叫、健康监测等装置，切实发挥保障其安全的作用。结合地域资源特色，搭建“老幼照护—生计赋能—心理疏导”立体化项目矩阵，既强调政府兜底保障与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的协同，又注重激活乡贤能人、互助小组的在地化参与。在此过程中，需形成从介入到调适再到转化的闭环逻辑。例如，季度评议中应落实村民代表咨询环节，旨在获得更充分的反馈内容，为后续调整方案助力服务内容精准适配打下基础，这种以季度评议、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回溯的做法，可推动供给内容从“刚性配给“向“弹性适配”转型，最终形成需求侧与供给侧双向校准的韧性治理生态。

搭建“县—乡—村”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构建纵向贯通的“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以系统性赋能为导向重塑治理链条，助力治理层级在职能上科学分化，在功能上则实现深度耦合。在县级层面，应着力构建资源调配中枢，通过设立跨部门联席机构统筹政策衔接与标准制定，同步搭建督导评估体系，推动服务创新迭代，这一过程中要强化资源调配中枢的“政策翻译”效能，旨在更精准地提供政策引导。在乡镇层级，需立足枢纽定位，整合行政条线资源与社会组织力量，如打造“资源转化器”，将普惠性养老政策细化为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施工标准与服务规范，还要重点培育具有项目设计、资源链接、质量督导复合能力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孵化社区自组织并建立“需求—资源”动态匹配机制，旨在调动社区力量参与社会工作治理，而且社区与基层民众有着紧密联系，可了解民众更深层次需求，进而针对性提供资源，助力“需求—资源”匹配机制有效运转。在村级场域，致力打通“最后一公里”，以驻村社工为触媒，串联村民委员会、乡贤与村民代表，切实推行“社工+乡贤”双牵头人制度，依托社工专业性和乡贤影响力去处理村中的相关事务。在具体实施中，“院落议事会”“田间调解队”等本土化载体应得到充分应用，激发基层活力，使村民的意见和诉求有渠道传达和反馈。对于政策落实情况的反馈，更需要听取村民的声音，而不是以“供需”是否发生为标准，为实现政策有温度、服务有精度提供助力。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三级联动的弹性响应机制，既保持层级间政策传导与服务供给的连贯性，又预留基层创新空间，使标准化服务框架与地方性知识有机嵌套，从而形成政府主导而不包办、专业支撑而不越界的协同治理格局。

培育村民自组织提升社区自治能力

　　激活乡村社区内生秩序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韧性的自组织生态，而实现这一目标要遵循“改良—孵化—维护”的循序渐进逻辑，从激发村民参与意识开始，逐步在具体事务中引导村民参与。例如，搭建议事协商平台或产业合作联合体，将碎片化的个体诉求凝聚为可操作性的集体行动方案，针对环境整治难题，引导村民成立多个环境治理行动队，各个小队认领责任区，各司其职将这一难题解决。同样，其他村中事务，如土地流转、集体经济建设等也能采取类似方法，让村民参与治理的同时获得更多话语权。同时，建立常态化赋能体系，由社会工作者引导村民在纠纷调解、项目管理等场景中开展沉浸式实训，通过“老带新”“案例复盘”等动态培育机制，实现经验代际传递与技能迭代升级。重点打通“政策扶持—资源对接—监督评估”闭环支持链条，既保障自组织获取稳定的资金与技术供给，又通过阳光公示、交叉审计等方式筑牢公信力根基。同时，着力编织跨村落协作网络，依托村规民约重塑集体认同，通过挖掘祠堂修缮、非遗传承等文化载体中蕴藏的动员潜能，使自治实践既扎根于乡土伦理脉络，又能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迁。

创新“社工+志愿者+乡贤”资源整合模式

　　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社工+志愿者+乡贤”协同模式的推行，强调通过重构主体间的能量交换逻辑实现系统升级。专业社工以需求诊断与流程设计为核心职能，致力搭建规范化治理框架;志愿者网络依托情感联结优势深入社区“毛细血管”，着重激活基层服务末梢;乡贤力量则撬动文化资本与地缘关系，强调在传统秩序与现代治理间架设缓冲带。三者的交互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集中构建梯度化协作生态，通过定期轮值议事机制消解角色壁垒;运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资源按需流动;依托价值转化通道(如将志愿服务转化为信用积分、乡贤捐赠对接公益创投等)，使物质资本与文化资本形成双向循环。实体空间载体的嵌入尤为关键：社工站承担资源调度中枢功能;乡贤会馆成为本土智慧传承场域;流动服务点则化作志愿触角的延伸载体，从而形成了“专业支撑—情感联结—文化反哺”的立体化治理网络，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了乡村社会资本的重组与增值。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以柔性化行动撬动治理逻辑的深层嬗变，从单向度的指令传导转向多维度的共振共生。实践揭示，需求深描与捕捉、资源活化编织、主体赋能的动态三维路径，不仅破除了科层制治理的悬浮化困局，还在社区土壤中激活了“有机团结”的内生动力。这种参与，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重构了政府与民众间的对话语法，使治理过程呈现出根系蔓延般的循环性与迭代性。未来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双向循环”的协同网络，既要将专业基因植入乡土社会的“毛细血管”，又要让地方性知识反哺治理范式的创新框架。这种互动所折射的，不仅是基层善治的微观实验场，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透视棱镜。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董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