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有助于提升受援地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通过对2个大型搬迁社区中东西部协作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了搬迁社区治理中东西部协作政策的长期效果，并探讨了搬迁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对受援地搬迁社区形成内外合力，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内源式发展，形成了支撑社区发展的强劲合力。

　　“易地搬迁”是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境而提出的重要扶贫举措，能够直接有效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的全面完成，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千万人的搬迁，并非单纯的人口在地理单元上的迁移，而是被破坏的原有生产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的地区内适应重构的过程。尤其是在加快搬迁社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搬迁社区的管理需求。在此背景下，积极发挥东西部协作的机制作用，探讨东西部协作如何在参与易地搬迁社区的后续扶持阶段中，为大型搬迁社区的治理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区是“自然生成的能够对内外都产生合力的现实的有机联合体，是建立在传统习俗与约定俗成的惯例之上的互动关系的集合体”。但易地搬迁社区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政府政策导向推动的产物，缺乏“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不属于滕尼斯所描述的“生机勃勃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易搬社区“搬得出”任务已经得到解决，产生了巨大的减贫效应。但是，由于存在时间上的紧迫性，“运动式搬迁”带来一些问题。随着易地搬迁政策的推进和实施，此项政策的实践困境和负面影响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搬迁人口的社会适应困境、社区稳定风险、生计困境、文化断裂等问题。为此，基于现实场域中的搬迁社区治理难题，针对如何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学术焦点，学界形成了三种主流的观点。一是资源下沉论。财政、人才、技术等资源下沉至基层场域，基层治理主体能够获取一定的治理资源，为治理实践提供了基础。二是能人治理论。作为我国基层社会自古以来的独特现象，“乡绅能人”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人”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关键视角。有学者指出，要通过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改进干部交流制度、优化干部选拔制度、加大干部能力培训力度，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三是情感作用论。有学者指出，要充分发挥民族意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突出个体的社会价值，从各族人民的参与意愿中体现国家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学界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议题上，普遍将目光聚焦到宏观层面的资源和人才要素上，却忽视了微观层面上其具体机制的运作。此外，作为民族地区的易地搬迁社区与普通的城市或乡镇易地搬社区相比，其工作重心不仅需要关注基本的社区治理问题，构建社区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模式，还要衡量社区的多民族混居特征及移民的生存发展等问题，因而探讨和分析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模式来解决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对比东西部协作在不同搬迁社区的治理模式的成效差异，归纳分析东西部协作提升搬迁社区治理能力的机制路径。换言之，乡村振兴作为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政策目标，如何更好发挥东西部协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也是本文关注的重要内容。

案例概括：典型社区和治理模式的形成

案例选择

　　从本文中问题所涉及的内容思考，选择了贵州省的两个搬迁社区作为比较案例，C社区和D社区处在经济发展状况中等的Q市，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成立了社区，构建社区社会事务服务管理体系。但C社区具体情况与D社区又不同，C社区属于所在县搬迁规模最大、安置人口最多的安置工程。而D社区处于城区附近，因此仅为本地区的居民搬迁。截至2022年，这两个社区已经基本形成了社区管理制度与规范。

　　本文选取C、D两个大型搬迁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如下：一是两社区在资金状况、人口结构、政策倾向等方面都较为相似，可以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二是两社区都成立了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的参与机制及主体清晰，便于系统研判影响社区治理效能的各项因素，案例资料来源于网络信息与实地走访所获取的信息，能够保证真实性和准确性。

不同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

　　1.C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

　　C社区位于Q市开发区，其建立伊始具有一定的经济因素影响，选址时，其周边“五镇一办”地无三尺平，抬头只见半边天，也曾穷得让人心颤。为此，2018年，Q市规划建设C社区，根据当年的搬迁计划，C社区聚集了来自全市24个乡镇偏远地区的脱贫户，如此复杂的民族构成使得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较为松散，存在融入难的问题。C社区党委书记也表示：“现在一个安置点十几个民族，所以要强化民族团结意识。”

　　2021年，C社区与广州市结成东西部协作“对子”，由于是支援方参与的社区建设，其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社区服务形式众多，其基础设施建设也较好。此外，社区有图书角、活动中心、社区展示馆、就业服务站等，这些都是在支援方的帮扶下，从支援方复制过来的民生项目。由于C社区的特殊性，其管理模式是借鉴学习支援方的社区治理经验，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产生的。

　　C社区认真梳理推进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分类别建立项目清单和需求清单，通过发函，邀请结对帮扶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到实地考察调研，共商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措施。此外，在就业帮扶上，C社区依托协作机制，与支援方结对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有效促进了社区劳动力转移就业，逐步实现增收致富。

　　2.D社区的基本情况描述

　　D社区处于Q市的城区，地理位置较好。在整个D社区中，服务项目基本上都是上一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在搬迁社区的就业方面，由人社局负责;教育方面由教育局负责，保证搬迁子女的就学需求;医疗方面由卫健委部门负责;医保由医保局负责;在社区治理方面，因为已经是纳入当地管理，根据属地管理的规定，现在是由所属镇D社区进行管理。

　　由于D社区的搬迁社区属性，其社区群众的就业问题是能够完成后续帮扶的重点问题。为此，依托协作机制，合作共建D社区的产业园，吸引支援方的企业入驻投产，吸纳D社区居民就业。在社区管理模式上，社区在成立伊始，多次派遣社区工作人员前往发达地区学习经验。此外，在帮扶小组的协调下，社区结合搬迁群众认知水平、生活习惯等，联合组织开展培训下基层活动。

案例分析：治理能力提升和影响因素

外部要素输入与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1.东西部协作政策由自上而下推行

　　协作双方发挥各自资源禀赋，通过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引导社区治理的方向，社区组织得以在逐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的同时，依托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支援方的资源扶持。协作机制在援受双方的高度重视下，在社区治理中生根发芽，即社区的结对帮扶机制能够为其带来政策与资源方面的优势，同时能够为其社区的治理活动开展提供制度环境。

　　2.加强社区治理主体的专业培训

　　通过发挥支援方的资源禀赋，以政治支持及资金支撑为基础推动社区治理活动的有序开展。第一，通过技术培训提升了社区“两委”的问题识别能力。东西部协作需要确保各地区的社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不同地域的发展需求。通过技术培训，可以提升社区管理者的跨地域协作能力，使其了解先进治理经验和技术手段。第二，通过明确的职责划分解决协作中可能出现的权责纠纷，提高整体治理的效率。搬迁社区的基层治理，为了更好发挥居民自治的能力，基层政府积极倡导社区“两委”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这种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能够提升社区“两委”的工作能力，进一步形成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发挥社区“两委”的组织协调功能。第三，资金保障则可以用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等方面，以缩小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整体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

　　3.打造社区产业以稳定搬迁群众

　　为满足搬迁群众的生产需求，援助方和接受方在产业项目设计时就会充分考量该因素，做到既符合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又满足群众的就业需求。D社区充分发挥所在地的水果产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园，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管理。同时，该产业园的建设综合考虑了当地的因素，水果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为此，在D社区周边建立了苹果产业园。此外，D社区还流转了部分闲置土地，用于产业园的下一步扩建计划，以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社区就业需求。

内部力量整合与社区能力提升

　　一是构建多元协作网络以进行信息交流与技术协作，促进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东西部协作区别于传统的救灾支援的地方在于其协作的援受双方、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资源支援与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在援受双方政府的主导下，以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社区多主体协同治理，推动搬迁社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第一，不同地域的社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参与者通过合作网络展开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这种多元互动包括信息共享、经验交流、问题解决、项目合作等多个层面，旨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全方位的社区治理发展。第二，合作网络的目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共同发展。通过合作网络的建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能够共同面对发展中的挑战，共享发展机遇，实现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这种共同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切实保障搬迁群众的社会保障权利，帮助搬迁移民重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区认同感。

　　二是组织学习实现社区治理干部的能力提升。当社区干部在学习与实践的交互过程中，以行动效果正向反馈为学习动力，其思维观念、工作态度与行事作风就会不断地改善提高。尤其是在参与东西部协作的干部培训过程中，社区干部的组织学习能力来源于学习培训，其作为外部变量为组织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础条件。长此以往产生的内生的组织学习能力将实现社区治理能力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换句话说，社区“两委”等治理主体在治理思维上的认知变化，促进了整个社区对治理行为的认知清晰化，并由此驱动社区治理主体不断适应外部环境，提升其整合资源的能力与治理理念的改善。首先，通过组织学习，进行社区治理干部的需求分析，明确其在具体工作中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基于需求分析的结果，制订系统的学习计划。这包括确定学习内容、培训方式、学习周期等。学习计划可以涵盖社区治理的相关法规政策、管理技能、沟通协调能力、问题解决方法等方面，以全面提升社区治理干部的综合素质。其次，组织内部培训是组织学习的关键环节。通过邀请专业培训机构、行业专家，或者利用高校的专业人才，开展系统性的培训课程。通过建立知识共享平台和经验分享机制，鼓励社区治理干部主动分享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

内外合力与社区治理内源式发展

　　内生式发展是以地区内居民为主导，以区域内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壮大并延伸地方产业体系的方式实现的发展。经过外部静态要素输入和内部力量整合，将外生变量转化为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后，社区治理能力得以提升，社区的善治目标得以实现。而社区的治理经验又可以推广至区域内其他社区，由此受援地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既完成了政策试点与推广，又实现了治理创新，还解决了社区真正的民生问题，实现了搬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正向效果又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循环提升。搬迁社区最初建立产业园区的目的就是实现搬迁群众的就业致富，同时为社区内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其社会参与程度。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目的进行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形成社区内部的经济循环，培育出区域自主发展的动力，还能够使本地居民真正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居民自身的发展。

　　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终端和末梢，事关民生福祉。增强社区治理能力，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构建治理主体间的协作体系，促进组织间的学习与激励机制，以此激发正向反馈循环。随着东西部协作工作转入造血式帮扶方向，探索归纳易地搬迁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分析东西部协作如何提升受援地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从而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好发挥协作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借鉴。这种制度优势有助于搬迁社区的治理主体的利益聚合，在社区治理能力与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过程中，重构社区治理共同体，从而形成支撑社区发展的强劲合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李保燕

　　编校：董卫娟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