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浪潮来袭，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在老龄化和数字化交织的背景下，数字化服务为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文章选取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积极老龄化指数和数字化服务可及性指数，实证测度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农村积极老龄化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农村积极老龄化具有正面作用。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从数字化服务视角提出促进农村积极老龄化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互联网科普传播及教育，鼓励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社会;推进数字化服务适老化改造，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内容;重视家庭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作用，推动数字技能的代际传递。

　　银发浪潮来袭，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民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9%。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并构建了实施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政策框架。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老龄化和数字化交织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已经无法在传统非数字化生活方式和智能数字化生活方式之间自行审度选择，数字化转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化服务促进农村积极老龄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献综述

　　面对不可逆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人们开始扭转对人口老龄化的刻板印象，重新审视老年人口的价值。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设想，不仅要使老年人在生命周期内保持身体、心理等方面的良好状态，还要使老年人主动融入社会，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发展，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动实现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明确提出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是“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在老年时的生活质量”。从此，积极老龄化逐渐成为学界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概念、新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构建了由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组成的实施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政策框架，相关学者对该体系进行了优化，提出纳入生活满意度、使用信息技术情况、家庭关系等具体指标。Active Ageing Index(AAI)为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决策依据，但AAI指数的构建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其一，按照专家意见确定指标权重，受到专家主观影响;其二，用AAI指数计算各国积极老龄化，忽视了各国资源水平差异以及老年人能力和偏好的异质性，而为所有的国家设定同样的目标，违背了积极老龄化政策社会包容、灵活性和尊重国家和文化多样性的原则。

　　不难发现，国内外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仍然存在不足。积极老龄化是一个多维概念，国外的积极老龄化评价指标是否适用于我国还有待证实，针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亟待构建适合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模型和测量工具，进一步开展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人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参考。

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自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参考亓寿伟(2010)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剔除年龄小于55岁的样本，并对关键信息缺失和异常值样本进行剔除，最终得到3510个样本数据。

变量及说明

　　第一，被解释变量。文章从健康水平、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三个维度，通过TOPSIS评价法构建积极老龄化综合指数。首先，健康使用CES-D量表进行衡量，包括老年人的心情、孤独感、睡眠等方面，根据在过去一周内的发生频率赋值1～4，分值越高代表健康水平越高。其次，现有研究表明照顾子孙是老年人家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贡献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体现，因此，将家庭参与进一步分为“是否同家人一起吃饭”以及“是否帮子女照顾孩子”，数值范围为0～3，分值越高代表社会参与水平越高。再次，社会保障维度，CFPS中社会保障包括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等6个项目，参与则赋值为1，否则为0，取值0～6，取值越大，参保类型越多。最后，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出积极老龄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服务是多种信息通信技术的集合，其中，农村老年个体最易接触到的数字化服务为互联网，并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享受数字化服务。根据4A可及性评价框架，详细赋值见表1。

表1 数字化服务可及性的维度、指标、赋值

　　第三，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户口情况、婚姻状况、退休情况、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家庭成员数、与子女关系、与子女见面频率、社会信任水平。

模型构建

　　通过熵权法分别构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指数以及积极老龄化指数，探究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模型设为如下形式：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积极老龄化指数;解释变量是指数字化服务可及性指数;为控制变量;为随机扰动项。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实证结果分析

　　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个体积极老龄化各指标以及积极老龄化指数的OLS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健康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个体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数字化服务可及性，满足了老年人更多元化的需求，使老年人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获得全方位的健康知识，更便捷地享受不同偏好的服务，降低了其抑郁情绪。模型2显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社会参与在1%的统计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性，说明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显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自2016年起，国家层面开始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截至2021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6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因此，数字化服务对参保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4显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与农村积极老龄化水平呈显著正向相关，数字化服务可及性的提升有利于农村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p<0.05，**p<0.01，***p<0.00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积极老龄化作为一个包含健康、社会参与和保障三个维度的概念，为深入挖掘老年人口的社会潜能、发挥老年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是否使用互联网对积极老龄化水平具有一定影响，数字化服务可及性高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未接入互联网的农村老年人。可见，数字化服务日渐成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数字化服务适老化改造，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内容。在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操作习惯和使用偏好等，使数字化服务具备老年友好型特征。不仅可以通过放大App及网页显示字号、提高播放音量、简化操作流程、设定老年人模式等方式满足老年人的浅层次需求，也要根据老年人对娱乐、生活、学习、社交的需求，为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空间。

　　第二，加强互联网科普传播及教育，弥合农村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通过数字教育、数字科普赋能积极老龄化，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能力，最终实现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美好愿景。通过数字化服务帮助老年人构建新的积极角色，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积极老龄化水平。

　　通过增强数字化服务可及性促进积极老龄化，强调数字化服务的重要性，有助于提升数字化服务在农村老年人生活中的地位，更好地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同时，在老龄化和数字化交织的背景下，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及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利用数字化服务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善健康不平等的现象，提高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减轻社会保障的压力。

　　编校：乔星琦

　　网络：柳绣华

　　监审：肖慧敏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