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既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难题的关键举措，也是激活乡村内生动能的必然选择。在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青年既肩负着农业转型的技术革新使命，又面临传统生产模式与新兴业态交织的复杂形势。当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但因就业认知偏差、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农村青年在职业发展路径选择中陷入“留乡赋能不足”与“进城认同缺失”等困境。本文就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的核心矛盾与突破路径展开系统性探讨，以期通过多维视角的交互分析，为构建更具包容性与操作性的青年发展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人才兴则事业兴，人才强则乡村强。人才是第一资源，直接决定着乡村全面振兴的质量与速度。近年来，我国乡村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逐步优化、素质稳定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存在人力资源持续流失与代际断层等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常住人口中青年群体占比呈现连年下降趋势，该现象削弱了乡村产业的创新活力，导致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主体空心化”风险。在此背景下，支持农村青年就业与创业对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青年的职业选择行为实质上是个人发展诉求与乡村变革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个人发展方面，新生代青年对数字化工具的高接受度使其具备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技术基础;在乡村变革需求方面，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对青年人才的渴求更加强烈。

核心概念界定

乡村振兴的内涵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对乡村发展逻辑的系统性重构，涵盖产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多维变革，其核心任务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从本质来看，乡村振兴的内涵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产业重构，通过现代农业体系构建与乡村特色产业培育，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化、融合化转型，改变“靠天吃饭”的发展困境;二是生态修复，以绿色发展理念守护乡村生态本底，将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观光、生态农业等发展动能;三是文化重塑，唤醒乡土文化的现代价值，让农耕文明、民俗传统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为乡村发展注入精神内核。

农村青年就业与创业的行为特征

　　农村青年的就业与创业行为呈现出“传统惯性与现代转型交织”“个体能动性与结构约束博弈”的双重特征，其本质是特定制度环境与社会网络中主体策略性适应的结果。在就业选择层面，其行为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职业选择从单一务农向“非农化”扩展，本地务工、跨区流动与平台零工相互叠加，形成“离土不离乡”“进厂亦触网”的多元化格局;二是就业空间从乡土锚定向跨域流动，青年通过城乡“候鸟式迁移”或远程办公实现职业身份的多重嵌套;三是技能需求从体力依赖向人力资本升级倾斜，电商运营、机械操作等技术型岗位逐渐取代传统的耕种岗位。

　　农村青年的创业实践则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偏好异质性”与“资源拼凑创新性”。从动机来看，农村青年创业可划分为生存驱动型、机会捕捉型与价值实现型三类，反映出从“谋生工具”向“事业载体”的认知跃迁。在行为模式上，创业者普遍采用“轻资产+强联动”策略：一方面，依托家庭闲置资源(农房、田地)与社会关系网络降低初始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加入产业联盟、对接政府孵化器获取技术传播与政策支持。

农村青年就业与创业的现状分析

就业特征

　　当前农村青年就业呈现“多轨并行”的复杂格局，其核心特征在于职业选择多元化、空间流动动态化与技能需求高阶化的交织。从职业结构看，青年群体已脱离传统“面朝黄土”的单一生计模式，形成“农业+非农”的复合型就业形态。部分青年选择本地非农化就业，进入县域工业园区从事制造业或服务业，通过“离土不离乡”实现收入增长与家庭照护的平衡;另一群体则通过跨区域流动融入城市经济体系，从事建筑、物流等体力劳动或外卖、网约车等兼职工作。空间分布上，青年的就业轨迹呈现“外流与回流共振”的波动性。经济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仍吸引大量农村青年向东南沿海城市群迁徙，但其择业范围逐渐从工厂流水线扩展到技术培训、销售管理等领域，表现出职业层级的跃迁诉求。同时，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崛起，尤其是特色小镇、文旅项目等载体的建设，促使部分青年选择“逆城镇化”回流，这类群体往往具备城市务工经验，能够利用外部资源助推本地产业升级。

创业实践

　　农村青年创业呈现出“需求导向鲜明、资源整合灵活、领域聚焦垂直”的特点。从创业领域看，依托农业农村资源的初级创业，如特色种植、养殖、家庭农场与农产品初加工，这类项目通常以家族经营为基础，通过差异化定位(如有机农业、非遗手作)对接城市中高端消费需求;而借力数字经济的衍生创业，包括县域直播带货、乡村文旅IP开发、智慧农业技术服务等，创业主体多具备城市工作经历或高等教育背景，能够敏锐捕捉政策红利与市场趋势。创业模式方面，“低风险试错”与“轻资产运营”成为主流策略。青年创业者普遍规避重资产投资，转而通过资源拼凑实现低成本起步：利用闲置宅基地改建民宿、整合邻里剩余劳动力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借助政府创业园共享基础设施等。同时，社交网络的深度赋能改变了传统创业路径，如通过微信社群维系客户关系、在抖音平台完成品牌冷启动，这种“线上获客+线下交付”的混合模式显著降低了市场拓展成本。

典型问题

　　农村青年在就业与创业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具有“结构性失衡”与“系统性脆弱”双重属性。就业层面，职业流动的“高频率”与“低质量”形成悖论：青年虽频繁尝试岗位转换以寻求更高收入，但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断层导致多数人困于低技能岗位循环。零工经济表面上提升了就业灵活性，实则加重了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部分青年陷入“接单即就业、无单即失业”的脆弱状态。创业领域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低水平同质竞争”与“抗风险能力薄弱”。农产品电商领域大量重复开店导致价格内卷，文旅项目盲目模仿网红模板造成特色湮灭，这种同质化竞争既削弱利润空间，又加剧资源浪费。

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体层面

　　农村青年的职业选择与创业实践首先受制于个体能力和认知水平的差异。教育资源仍是决定性因素：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经历直接影响青年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和技术应用能力。接受过技能培训的青年更易进入技术性岗位或开展现代农业项目，而专业技能薄弱的群体多被困于代际传递的低端就业模式。同时，文化资本与信息获取能力差异形成“认知分层”：接触过城市生活方式或数字媒介的青年更早理解市场逻辑，能够利用电商规则或政策信息优化决策;留守乡村的封闭群体则易受传统经验束缚，错失产业升级机会。

结构层面

　　宏观经济结构与产业空间分布构成农村青年发展的刚性约束。区域经济梯度的存在持续牵引劳动力流向，东部制造业集群催生大量技术岗，而中西部县域产业的空心化迫使青年外流。另外，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形成结构性重塑。工业机器人挤压制造业普工岗位，迫使青年转向需灵活应变的服务业;农业无人机、智能灌溉系统的推广则倒逼传统农民转型技术管理岗。数字经济平台重塑了劳动组织形式：以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兴职业群体，虽在工作时间与地点上获得了更高的灵活性，但平台算法的绩效匹配机制与用户评分体系的深度嵌入，可能导致劳动者在数据驱动的劳动过程中面临新的挑战。

制度层面

　　制度环境对农村青年就业创业的影响呈现出多维度、嵌入性的特征，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资源获取渠道差异和政策实施效果分化得以体现。当前的政策体系设计在支持农村青年发展方面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框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与衔接配合仍有优化空间。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方面，城乡户籍管理体系的差异化设计客观上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部分进城务工青年在职业技能认定、社会保险接续等环节面临流程障碍。同时，随着新就业形态的快速涌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与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调整往往滞后于实践发展，这种政策适应性不足现象间接增加了农村青年职业选择的潜在风险成本。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激活农村资产价值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承包地“三权分置”与宅基地流转试点政策拓宽了创业资源来源。但在操作层面，由于产权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和交易平台建设不足，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仍有提升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创业项目发展。

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可持续路径探索

就业提升路径

　　就业提升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需求导向型职业培训网络，以县域职业中学、乡镇成人文化学校为载体，聚焦现代农业技术、数字工具应用、现代服务业管理等模块，形成“基础技能扫盲+行业证书认证+高阶技术深造”的梯次培养模式。对制造业升级需求，可联合本地龙头企业开发机械维修、智能质检等专项课程;面向数字经济就业群体，增设直播运营、数据分析等实操训练，帮助青年实现从体力输出向技术服务的转型升级。空间流动的优化需着力打通“城市、县域、乡村”的三级就业通道。在城市端建立农民工职业服务中心，提供劳动权益维护、社保接续等长效支持;在县域层面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如农产品精深加工、清洁能源配套产业等)，扩大本地中高端岗位供给;对于乡村场域，可通过开发“农业经理人”“乡村规划师”等新兴职业，引导青年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旅游开发等公共项目，重新锚定农业的现代价值。

创业赋能路径

　　激活创业活力的核心在于构建资源聚合、能力跃迁、风险缓冲的支持网络，应整合分散的创业要素，建立县域级创业资源共享平台，归集土地流转信息、产品供销渠道、冷链仓储设施等资源，并引入法务咨询、商标注册等第三方服务，降低创业者的试错成本。针对技术瓶颈，可推广“农业创客工具箱”模式，集成物联网传感器、轻量化智能农机具等设备，以租赁方式降低初创企业技术转型门槛。另外，应重点强化创业主体的市场适应力。通过实战模拟训练商业思维，如设计农产品定价沙盘推演、供应链风险压力测试等课程，帮助农村青年突破经验主义局限。在品牌建设层面，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背书机制，对符合标准的创业者开放地理标志使用权，同时培育乡土文化策展人、非遗技艺传承人等特色创业主体，推动产品从“原字号”向“文化IP”升级。深化“数实融合”，开发轻量级SaaS系统辅助进销存管理，并借助大数据分析消费趋势，实现从“跟风种植”到“以需定产”的转变。

政策协同路径

　　横向上，应建立跨部门联席决策机制，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统筹各部门的政策资源，协调土地审批与环保要求、产业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政策衔接。纵向上，应构建“中央定方向—省级配资源—县域抓落地”的三级执行链，如在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框架下，允许县级政府根据本地特色定制化实施创业扶持项目。金融创新方面，推动商业银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联合风控体系，将村民信用积分、承包地预期收益等纳入授信评估，同步发展农产品仓单质押、应收账款保理等供应链金融产品。此外，重构社会保障与市场规制的关系。将新业态从业者纳入灵活就业人员保障体系，建立工伤保险“即参即用”机制，并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平台企业分担社保成本。

　　青年职业选择的困境不能仅仅归因于单一因素，个体能力的限制与结构性机会的缺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青年职业发展的双重困境。可持续破局的关键在于构建“双向激活”机制，既通过技能升级与数字化工具释放微观主体的能动性，以产业集群培育与要素市场化改革重塑中观经济生态，最终依托政策供给侧创新打通制度梗阻点。这种系统性革新可以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交叠处开辟“第三条道路”，使农村青年既不必在“离乡弃土”与“困守田园”间被动抉择，亦能在“产城融合”“数实共生”的新空间实现价值再造。

　　终审：魏文源

　　监审：侯欣怡

　　编校：董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