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发展所趋，是国家富强所需，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愿望的客观要求。文章通过深度访谈探究以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北石店镇司徒村为例的新农村建设对于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农村建设通过社会关系、环境感知、经济收入、自我认同和社会实现几个维度对村民幸福感产生影响，并据此从社会支持、社会保障和社会实现三个方面对提升村民幸福感提出对策建议。

　　村民作为村庄发展最基础的内生动力，只有满足村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才能做到百姓幸福，才能真正促进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前，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幸福感包括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既往研究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在结构上表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在乡村发展的语境下，既有研究多关注经济因素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然而，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从个体、经济尤其是社会文化等不同层面考察新农村建设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

山西省司徒村村民幸福感调查

　　司徒村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城区边缘地区，交通便利，环境宜人。通过加强新农村建设，司徒村经济得以升级，生态平衡得以维护，为村民提供了生态宜居的环境。司徒村成功在2022年入选农业农村部“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笔者通过对司徒村15位村民进行为期半年的深度访谈，聚焦村民个体叙事与细节差异，关注新农村建设对村民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社会交往等社会文化因素的细节性影响，意在回应乡风文化重塑问题的重要性。考虑到访谈对象的性别、职业、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在村居住的时间长短等人口结构因素，采用饱和法选择不同经历的受访者，通过了解访谈对象的生命历程，梳理其幸福感来源，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见表。

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表

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村民幸福感与自我成长、社会关系等要素相关。在中国乡村注重个人面子与群体关系的独特社会氛围之下，这些要素关系着村民的形象塑造以及个人尊严的维护，既包含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包含家庭、社会支持与生活环境的影响。

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村民自身社会网络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民的获得感和社会参与感。在乡土社会的环境下，村民尤为关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村民好友成为互相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司徒村修建回迁楼后，大量村民重返乡村居住，物理意义上的重聚使村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组织观看村内的文化表演，村民彼此之间重新熟络起来，村民生活因此更加丰富。可见，社会关系网络在村民乡村生活和幸福感获得中起到了精神支持的重要作用。

　　“搬回来就发现周围都是以前的邻居、同学，每天在电梯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自然而然就熟了，时不时邻居之间还互相送点自己家种的玉米。”(S3)

　　“村民的身份挺有用的，孩子起码上学有着落了，回迁楼的改造，还有景区的修建都让生活环境变好了。爸妈在村里也有认识的朋友，他们生活得高兴，我就放心了。”(S9)

村民对环境改善的感知

　　乡村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改善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世界，有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司徒村内建设的产业项目强调生态兴农，发展集民俗、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国家级景区，也为村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一方面，司徒村民俗小镇作为4A级景区，其相关民俗活动如打铁花、实景剧演艺等，从精神层面丰富了村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村内民俗小镇的秀美景色，不仅为村内的老年人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提升了村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潜移默化中也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养。S3受访者表明，通过担任景区实景剧的演职人员，既满足了自身的兴趣爱好，又收获了不错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可见村民对其生活工作环境改善的感知有助于其生活压力的缓解和幸福感的提升。

　　“我从小就爱好唱歌跳舞，后来也一直在各处当临时工，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生态产业建成后，歌舞表演需要大量的演员，我也回来成了剧场的舞蹈演员。偶尔绕着湖逛一逛感觉非常心旷神怡。”(S3)

经济收入与福利补贴

　　首先，司徒村为村内外民众提供了丰富的就业岗位。对许多无固定职业的村民来说，稳定的收入有了保障。新农村回迁楼的修建为村民提供了住房保障。可见，新农村建设从经济收入角度保证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经济状况的改善减少了村民的生活压力并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其次，在访谈中了解到，村民普遍重视村民身份对个体及亲属生活带来的便利。例如，基本社保补贴的发放、免费的民俗活动观演机会、子女就近求学的便利等隐性福利都有助于村民幸福感的进一步提升。

　　“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全靠村里的补助和国家给老年人发的补贴。最大的希望就是村民的补贴能涨一涨。”(S7)

　　乡村的发展与建设虽然使得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收入得以增长，但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医疗费用等支出也与日俱增。由访谈得知，部分村民虽对故乡存有依恋并欣喜于故乡的发展，但鉴于对更高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追求，真正回乡发展的意愿依旧欠缺。这一方面源于现代性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说明乡村发展中对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福利补贴仍需进一步提升才能更有助于村民幸福感的提升。

　　“村子里适合我的工作还真不好找。现在的社会竞争多激烈啊，尤其是我们这些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想要找个体面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S9)

自我认同与社会实现

　　村民的幸福感与自我认同及社会实现密切相关。村民以自身是否受到他人的认可与社会价值能否得以实现为幸福感判断的重要标准。村民拥有强烈的身份归属感，往往将个人荣辱与村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且非常重视个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他人及社会的认同。乡村的发展与村民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部分村民在从事村内景区运营相关工作或参与村委工作的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基于村民身份的主人翁意识。因此，这些村民不仅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和主观幸福感，也常常对未来乡村发展怀有美好期待。

　　“作为基层干部，真是设身处地感觉到了生态园建设的艰难。一开始生态园搞大棚蔬菜，结果第二年发洪水全部冲了。每次一搞设计图纸，外来的策划人员一下就要几千万元。只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摸索建设经验。这多亏了带头人，他思路很清晰，也有闯劲，有信心带村民们脱贫致富。”(S1)

　　“我在景区酒店工作，环境非常舒适，我也做了个小领班，我也相信村里的产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S6)

　　部分村民在幸福感得以提升后还会积极参与宣传家乡，为村庄发展建言献策，形成乡村发展与村民幸福感提升的良性互动循环。

　　“之前医院开展下乡医疗科普活动，我第一时间也是选择回到村里的站点，为村民进行基础的身体检查，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生了病也会问我，我也是能帮就帮点。”(S5)

　　“由于家乡小镇建设需要旅游管理策划人员，和我的专业也符合，我就选择回来，也算建设家乡嘛!我的工作主要负责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景区也从3A级到4A级，等级不断在上升。”(S15)

　　“我之前给村里找了几个具有山西特色的剧本，《小二黑结婚》这种，都是咱们当地特有的风俗文化，我也是想尽办法，想让村子真正有效益，改变村民的处境。”(S2)

　　新农村建设帮助村民及其家人获得了更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更优质的精神文化活动。由访谈得知，不同村民其幸福感体现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有助于村民幸福感提升。村民甚至会在自身获得幸福感后，通过进一步的学习与工作实践投身乡村建设，助力个体价值的更高社会实现。

提升村民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重视村民精神文化建设与社会交往

　　精神文化建设对村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正向且显著的。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指引下，精神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一道成为提高村民幸福感的软实力所在。司徒村受访者多次谈到文娱、民俗活动对其生活的影响，尤其是该村的民俗表演打铁花已成为村民引以为傲的家乡记忆。首先，进一步保护传统村落，深度挖掘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和彰显百姓生活的民俗技艺与文艺作品，重点保护诸如打铁花等传统手工技艺，留存有形的乡村文化，再塑新时代乡土记忆，有效帮助村民提升幸福感。其次，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进行弘扬创新。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实地调研，组织创造通俗易懂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促进创意性民俗文化生产。最后，乡村基层组织应根据村民的实际需求，增加文化交流活动，完善乡村公共基础设施。通过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使乡村生活更有人情味。组织村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引导村民转变休闲方式，丰富社区活动，让更多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深切感受乡村发展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的改善，以此达到切实提高村民幸福感的目标。

　　社会交往通过社会支持在村民幸福感的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乡村的熟人社会文化中，能否和其他村民有共通的文化交流空间成为村民们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乡村基层组织应进一步鼓励村民通过参与村庄举办的老年大学，体验民俗活动等集体方式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增强乡村凝聚力和邻里关系，营造友善、互助的乡村环境，促进乡风文化的塑造。由访谈得知，关系网的连接是村民情感寄托的重要纽带。乡村基层组织和村内社区应注重给予村民适当的情感关怀，满足其注重自身关系网络与社会交往的需求，从而有效帮助村民提升个人幸福感。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个体归属感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利于改善民生、维护公平和增进村民福祉。具体而言，首先，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为村民提供普惠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覆盖，确保村民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其次，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包括缴纳养老保险、建立养老金制度和提供养老服务设施，保障村民晚年生活的安全和尊严。最后，为村民提供灵活和可持续的失业保险制度，包括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支持，有效提升村民应对就业风险和失业困境的能力。

　　增强村民归属感和安全感需要加强乡村社区组织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增加村民参与社区事务和决策的机会，增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参与感。另一方面，需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与监督机制，如通过多方取证或举办村民大会听取村民建议，使乡村决策更加民主化，充分运用新农村建设成果帮助村民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聚焦个体社会实现，激发村民内生动力

　　乡村发展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与基础设施，也解决了诸多村内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但诸多受访者提到家乡提供的工作岗位性质多重复易做、替代性强、创造性低和能动性弱，对自身成长帮助不足。大量青年劳动力因此流失，导致乡村内生动力不足。可见，生活环境的改善与生活状态的稳定虽然对村民幸福感提升有一定作用，但在社会实现与自身成长的层面上，村民获得感仍需进一步提升。

　　因此，乡村建设在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要注重对村民的人文关怀，为村民规划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建立健康长效的发展模式。首先，鼓励村民和农村大学生返乡开办民宿、农家乐和文创产品等，提升村内产业业态，降低村民准入创业难度，并为有创业意愿的村民提供专业化创业指导、资金支持和市场准入等支持措施，鼓励村民发展个体经济，实现自主创业和增加收入。其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村民教育培训，包括技能培训、职业培训和创业教育等，充分尊重村民自身诉求，提供更公平的发展环境，提高村民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机会，激发内生动力。再次，设立奖励制度，表彰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村民，并通过建立村内景区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激励村民实现个体价值、获得社会实现，从而提升幸福感。

　　文章通过对山西省司徒村村民的深度访谈，初步揭示了新农村建设，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访谈对象选取虽采用饱和法，但研究的解释框架仍基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策略建议对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来说可能不尽适用。

　　编校：牛勇雯

　　网络：柳绣华

　　监审：侯欣怡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