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作为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正处在传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其发展面临多重系统性约束：产业结构单一化、产业链条碎片化、要素配置效率偏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薄弱、财政自给能力不足，以及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矛盾突出。破解这些难题，需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特色加工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应深化土地、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城乡流动壁垒;强化法治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统筹推进交通、信息、冷链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医疗、技能培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空间规划与产业布局，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低碳转型路径。唯有坚持系统思维、整体推进，方能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筑牢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县域根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强调推动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城乡衔接的关键节点，需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以创新驱动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会议明确，应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与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同时，需完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民营经济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县域经济全过程、各领域，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

　　新发展阶段下，县域经济已从规模扩张、资源消耗的传统逻辑转向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效益增强的高质量发展轨道，成为破解城乡失衡、区域不协调问题的核心抓手。其功能定位兼具多重战略使命：作为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的基础单元、城市功能疏解与产业梯度转移的腹地、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场域，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引领，落实五大时代要求。产业体系向高质高效升级，突破初级农业或低端资源型依赖，构建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格局，强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协同，提升产业韧性与竞争力。要素配置应实现自由畅通，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服务完善、人才引育优化、技术下沉转化，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集聚与合理配置。基础设施布局需均衡普惠，重点加强交通、信息通信、冷链物流、清洁能源等新型基建，弥合城乡“硬联通”与“软连接”差距。财政与投融资机制亟须健全，建立绩效导向、多元参与、可持续的投入体系，增强县级财政自主能力，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新格局。生态优先贯穿发展全过程，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融入空间规划、产业选择与治理实践，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绿色能源，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实现经济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

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碎片化

　　县域经济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碎片化的问题。多数县域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集中在初级农产品种植养殖，层次偏低且同质化严重。由于缺乏精深加工能力，大量产出以原材料形式外销，未能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导致陷入低端价值链的固化状态。区域品牌培育滞后，市场辨识度不足，难以形成特色产品体系。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畅，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环节割裂，协同效应缺失，制约产业集群形成与规模经济实现。新兴产业导入不足，现代服务业发育迟缓，三产融合深度不够，致使县域经济在市场波动、自然灾害或政策调整时脆弱性凸显，适应性不足，既限制财政增收与就业扩容，也削弱对乡村振兴的支撑能力，亟须通过系统性重构推动产业升级与动能转换。

要素流动机制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低

　　县域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机制不畅与资源配置效率低的深层矛盾。在土地方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缓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受限，宅基地流转机制僵化，导致大量闲置土地资源难以有效盘活，制约产业项目落地与空间布局优化。在金融方面，县域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覆盖深度不足，信贷门槛偏高、担保机制缺位，中小经营主体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在人才方面，青壮年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及高校毕业生持续向城市集聚，本地人力资本积累薄弱，创新创业活力受限。在技术方面，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碎片化，基层推广能力弱，先进技术、数字工具与管理经验难以有效下沉至生产一线，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突出

　　县域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显著，制约经济社会功能发挥。交通网络密度低、等级不足，县乡道路通达性与承载力弱，难以支撑高效物流与产业联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覆盖不均，部分乡村宽带接入率低、5G信号覆盖不足，数字鸿沟持续存在;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薄弱，仓储、分拣、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生鲜产品损耗率高、市场半径受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长期低位，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县域学校师资薄弱、办学条件有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陈旧、人才匮乏，居民重大疾病外转就医普遍。硬件与软性服务双重短板，抬高企业运营成本、削弱产业落地意愿，降低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与返乡创业吸引力，形成“产业难兴、人口难留”的恶性循环，阻碍农村高质量发展进程。

财政自给能力弱，投入机制不健全

　　县域财政收入结构单一，税源基础薄弱，缺乏持续性、成长性支柱产业，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有限，财政自给率偏低。县级政府高度依赖中央及省级转移支付维持基本运转，自主统筹发展资金能力严重受限。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基层承担大量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形成“小马拉大车”困境。在投融资机制方面，项目准入门槛高、回报周期长、风险分担机制不明，抑制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专项债申报条件严苛，中小县域难以满足合规性与收益性要求，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窄。这种财政能力与建设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使县域在推动产业升级、生态治理、数字基建等系统性工程时难以形成可持续投入闭环，进而制约其高质量发展进程。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凸显

　　部分县域仍沿袭资源依赖型增长路径，过度开采矿产、林地、水资源或盲目扩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导致生态系统承载超限。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序排放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土壤结构劣化;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频发，优质耕作层流失威胁粮食安全。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投入不足，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滞后，难以满足绿色发展要求。县域普遍缺乏绿色技术储备、低碳产业基础及生态补偿机制，转型路径模糊、成本高昂。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经济增长现实诉求间的张力加剧，既制约可持续发展空间，也对政策执行与治理能力形成严峻考验。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挖掘潜能、扬长补短，构建具有内生韧性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县域经济紧扣挖掘经济潜能这一核心，依托本土自然资源、人文积淀与产业基础，精准识别并统筹整合潜在优势。在严守耕地红线、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主动对接国内大循环，凭借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及市场空间广阔的结构性优势，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聚焦具有地域标识度的农产品，加速地理标志认证与区域公用品牌培育，构建覆盖生产、加工、流通及营销全链条的质量标准与溯源体系，提升产品的辨识度与市场议价权。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引导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嵌入产业链，形成分工合理、利益共享的协作机制。突破传统农业边界，融合生态保育、乡土文化、休闲旅游与健康养老等功能，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民宿、农事体验、非遗工坊及农村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复合价值创造跨越。通过强化科技赋能、完善冷链物流、优化产销对接，打通“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与抗风险能力。构建三产融合格局，增强县域产业体系的韧性与活力，切实实现资源优势向发展胜势的有效转化。

改革牵引、政策协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贯彻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的战略部署，在强化宏观引导的同时，依靠深层次制度创新破除流动障碍，重塑县域资源配置格局。在土地要素领域，严守耕地红线与用途管制底线，有序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覆盖面，健全权属登记、交易规则及收益分配机制，落实同地同权同价;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有偿退出、跨村流转及复合利用模式，盘活闲置资产，为乡村产业与公共服务拓展空间。在人才要素层面，构建引育协同的人力资源体系，完善创孵支持、住房保障及子女教育等配套，引导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与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侧重本土实用型、技能型人才挖掘，依托职教资源与田间课堂提升农民科技素养及经营水平，打造内生型人才梯队。在资本要素层面，构建多层次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推动机构下沉服务重心，研发适配农业季节性、周期性特征的信贷产品;推广“政银担”“银保担”等风险共担模式，降低融资门槛，破解中小主体资金瓶颈。在技术要素层面，增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协同性，优化科技特派员选派激励，推动科研院所、高校与基层农技站、合作社建立长效对接，加速良种选育、智能农机、数字农业及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一线集成应用。通过政策供给与制度变革同向发力，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土地、人才、资本、技术高效耦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法治护航、放管结合，优化县域营商环境与治理效能

　　落实“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县域治理需在激发活力与维护秩序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推动“放管服”改革向基层纵深延伸，精简审批事项，全面推行“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集成服务，压降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宽松准入环境，以此释放民营企业、农民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主体潜能，引导其投身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筑牢法治根基，加快构建权责明晰、标准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依法严保各类主体的财产权、知识产权与契约权益，破除地方保护与隐性壁垒，夯实公平竞争制度基础;聚焦生态环保、耕地保护、农产品质量及集体资产运营等重点领域，建立全链条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遥感监测与物联网手段，推动监管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警、由碎片化转向系统化，提升执法精准度与可追溯性。健全信用监管机制，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落实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确立“守信受益、失信受限”导向。坚持刚性约束与柔性服务并重，规避“一放就乱”与“一管就死”，以法治保活力、以规范促公平，持续提升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筑牢高质量发展制度根基。

物人并重、协同发展，统筹推进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建设

　　遵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导向，县域高质量发展扭转重硬件轻软件的投入惯性，实现物质基础与人力资本同步跃升。在投资于物层面，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推动5G基站、物联网终端及边缘计算节点向乡镇与重点村延伸，筑牢数字乡村信息底座;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在农产品主产区科学布局仓储保鲜、预冷分拣及冷链集配中心，降低流通损耗，延伸市场触角。推进智慧农业场景建设，集成遥感监测、智能灌溉与农机调度等技术，提升生产精准度与资源利用效率，强化县域对现代产业的承载能力。在投资于人层面，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引导优质教育、医疗及养老资源下沉。借助专递课堂、远程会诊与智慧档案等数字化手段，打破城乡资源壁垒，提升服务可及性与质量。针对人才结构性短板，健全全产业链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依托本地院校、实训基地及龙头企业开展定制化培养，挖掘乡土能人、非遗传承人与乡村工匠内生潜力。通过制度化安排促进人才回流与价值实现，构建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唯有“硬设施”与“软实力”双轮驱动、“有形资产”与“无形资本”同步增值，方能增强县域对人口集聚、产业导入及创新要素的综合吸引力，夯实就地城镇化根基，助推共同富裕目标落地。

苦练内功、绿色转型，筑牢县域可持续发展根基

　　响应“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要求，县域经济亟须摆脱资源消耗型增长依赖，锻造绿色竞争力。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与产业布局，严守耕地保护与生态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退化修复、水土保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稳步提升森林、湿地与农田生态系统的固碳增汇能力。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体系。推广种养结合、稻渔共生及秸秆综合利用模式，削减化肥农药投入，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有序发展分布式光伏、农林生物质能及小型风电，探索“光伏+农业”“沼气+有机肥”等复合场景。支持绿色园区与零碳村镇试点，引导传统产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培育环境友好型新兴产业集群。制度创新是转型关键。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应用，建立生态产品目录与价值评估机制，推动生态资产确权、交易及金融化;完善跨流域生态补偿、碳汇交易与排污权有偿使用等市场化工具，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强化绿色标准、认证与监管体系，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导向嵌入项目准入、财政扶持及绩效考核全过程。通过系统性提升绿色治理能力，县域不仅能化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张力，更将在国家绿色转型大局中发挥基础示范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亦对发展模式、治理能力及制度供给提出更高要求。面对产业结构低端、要素流动受阻、基础设施滞后、财政支撑薄弱及生态承载趋紧等多重约束，需摒弃碎片化施策，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联动，以系统观念统筹产业重塑、要素激活、设施升级、机制优化与绿色转型，形成政策互补、资源整合的整体推进格局，提升内生发展能力与可持续竞争力。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莉娟

　　编校：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