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升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成为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影响乡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布局规划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拉大，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改善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仅与经济收入、就业机会紧密相关，还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环境质量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基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在改善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中的作用，并提出优化设施布局、推动数字化建设和提升服务公平性等策略，以期为未来乡村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发展，还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密切相关。公共服务设施涵盖了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方面，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尽管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城市相比，乡村仍面临设施建设滞后、资源分配不均、服务水平偏低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因此，如何优化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成为提升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将从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入手，探讨公共服务设施的作用和布局规划，并结合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和发展方向。

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经济收入与就业机会

　　经济收入低与就业机会匮乏是制约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核心瓶颈。多数乡村地区依赖传统农业，收入受自然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显著，缺乏稳定的非农就业渠道，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留守人群以老年人与儿童为主，既难以承担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又无法充分参与乡村旅游、电商等新兴业态，形成“劳动人口流失—本地经济萎缩—民生投入不足”的恶性循环。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产业单一化与资源外流——土地流转后规模化种植往往由外来资本主导，本地居民仅能获取有限的地租收入，难以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这种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不仅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更削弱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基础，使得生活质量改善陷入“低水平均衡”困境。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公共服务供给的时空失衡严重制约了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改善。在教育领域表现为“空心化”与“低质化”现象并存。由于生源不足，村级小学被迫撤并，学龄儿童需每日往返数十公里至乡镇中心学校就读，家长陪读成本激增;而留守学生依赖的村教学点往往面临师资老化、课程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素质教育需求。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问题尤为突出：村级卫生室常备药品种类不足，乡镇卫生院缺乏专业设备与全科医生，急重症患者不得不长途跋涉至县城就诊，高昂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使部分居民选择“小病硬扛、大病放弃”。这种“有设施无服务”的困境，不仅直接损害居民健康权益，更间接加剧因病致贫风险，形成公共服务缺失与生活质量恶化的双向桎梏。

环境质量与生态保护

　　乡村环境质量的双重性特征深刻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福祉。一方面，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的污染转移问题日益凸显：城市垃圾填埋场、污染企业向乡村地区迁移，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水体富营养化等环境风险;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面源污染，威胁农产品安全与居民健康。另一方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张力持续加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因禁伐禁牧失去传统生计，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难以弥补收入缺口;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无序建设又可能破坏自然景观与文化原真性。这种“保护即限制发展，开发即破坏生态”的悖论，使得乡村居民陷入环境权益与经济利益的艰难抉择，亟须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活质量提升资本。

公共服务设施在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是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杠杆。交通路网的延伸与物流节点的布局，能够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冷链仓储设施的建设使鲜果蔬菜得以跨区域销售，电商服务点的普及则让家庭作坊的手工艺品通过直播电商直达全国消费者。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的设立更具长远价值：针对乡村旅游需求，开设民宿管理、导游讲解等课程，帮助村民将传统农房改造为特色民宿，实现“闲置资源—经营资产”的转化;农业技术推广站引入无人机植保、智慧灌溉等技术，提升种植效率的同时催生新型职业农民群体。这些设施不仅创造本地就业岗位，还会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形成“设施完善—产业升级—人口回流”的良性循环，逐步扭转乡村经济空心化趋势。

改善公共健康与教育水平

　　教育与医疗设施的提质升级直接夯实乡村民生保障的根基。标准化村卫生室的药品储备与远程诊疗系统，使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能定期获得处方药和医生指导，避免小病拖成大病;巡回医疗车定期进村开展癌症筛查、疫苗接种，将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教育领域的变化更为深远：乡镇中心校的宿舍与营养餐工程，让偏远村落儿童不必每日跋涉数小时山路求学;村级小学通过数字化教室接入城市名校的远程同步课堂，打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壁垒，让农村学生也能实时参与城市教师的授课。

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与幸福感

　　公共文化设施与社交空间的营造，正在重构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结方式。村史馆与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让传统节庆、手工技艺得以传承活化——老人教授竹编技艺、青年组织民俗表演，代际隔阂在文化共鸣中消融。公共广场与健身步道成为新型社交枢纽：傍晚的广场舞聚集妇女群体，晨练的太极拳队伍吸引中老年男性，自发形成的兴趣社群打破宗族界限，构建起基于共同爱好的社会网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设施承载着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在村口古树下新建的议事亭，既是村民商讨土地流转的议事场所，也是外出务工者春节返乡时的情感地标。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设施布局规划的整体性与协调性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应突破单一设施建设的局限，以系统性思维统筹空间、功能与需求的协同关系。其核心在于构建“多设施联动”的服务网络。例如，将卫生室与老年人活动中心相邻布局，便于健康监测与文娱活动的结合;在中心小学周边集中建设学生宿舍、食堂与运动场，形成教育生活圈，减少学生通勤压力。跨行政村的区域协调同样重要：山区乡镇可将相邻3—5个村的医疗资源整合为区域性医疗中心，配备CT机等高端设备，并通过巡回医疗车辐射周边村落，避免各村重复建设低水平卫生室。交通规划的同步优化是协同性的另一体现：在新建文化广场时预留公交站点接驳空间，使村民参加活动后能便捷换乘班车返村。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规划需要兼顾生态友好与长效运营双重目标。在建设阶段，优先选用本土材料与被动式设计，如利用夯土技术建造文化活动中心，既降低建材运输碳排放，又通过厚墙体实现冬暖夏凉;公共照明系统采用太阳能与风能互补供电，减少后期电费负担。运营维护机制的创新更具挑战性：建立“政府补贴+村民共治”的管护基金。例如，将村集体经济的部分收益用于健身器材维修，同时培训村民担任设施管理员。功能设计的弹性预留则为未来发展留出空间：新建卫生室在初期可满足基础诊疗，但建筑结构预埋管线通道，未来扩容时可直接接入远程医疗设备;文化广场的地下预埋雨水收集系统，旱季可用于灌溉周边绿化带。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的公平性与普惠性

　　公平性规划的核心在于打破地理与群体的双重服务壁垒。地理覆盖方面，采用“中心辐射+移动补充”的复合模式，即在乡镇驻地建设高标准服务中心，并在周边每3公里半径内设置便民服务站，同时配置流动服务车定期巡访偏远自然村。群体普惠则需关注特殊需求：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村落，文化站增设周末托育角与心理辅导室;在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卫生室应配备无障碍通道与康复训练器材。技术手段的创新能够放大普惠效应：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行动不便的村民通过手机预约卫生室上门服务;山区学校则通过5G网络共享县城名师课程，弥补师资短缺。更深层的公平性体现在参与机制上，规划前期组织村民绘制“需求地图”。例如，将放牛坡急需的避雨亭、渔村期盼的渔船维修点等纳入项目库，确保设施布局“既上接政策，更下接地气”。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与问题

设施建设滞后，服务水平低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在规模和质量上与居民的实际需求尚存差距，部分设施未能充分发挥其预期效用。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虽满足基本配置要求，但后续的维护管理和效能提升仍需加强。例如，部分卫生室虽已设立，但存在常备药品供应不足、设备老化维护困难等情况，基础医疗设备的可用性受到影响;文化广场配备的健身器材因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使用率不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服务功能的空转：部分乡镇中心小学虽建成多媒体教室，但教师年龄结构老化，无法操作智能教学设备，数字化资源形同虚设;电商服务站虽配备电脑和货架，但村民缺乏运营技能，农产品仍然依赖传统渠道销售。

资源配置不均，城乡差距大

　　公共服务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城乡之间的服务水平差异较为明显。从地理分布看，交通便利、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近郊乡村，往往在获得高标准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具有优势(如配备社区医院、老年食堂)，而位置偏远、人口稀少的山区乡村，基本服务设施的维持则面临较大挑战。在服务群体覆盖方面，留守老人、儿童等群体的特殊需求有时未能得到充分关注。例如，部分教学点撤并后，行动不便的残障儿童可能因通勤困难而面临就学障碍;部分村卫生室缺乏无障碍设施，给乘坐轮椅的村民就医带来不便。资源配置的优化空间还体现在：部分乡镇集中建设了大型文化场馆，但图书室等空间利用率不高，而村民普遍需求的农技培训场所却相对缺乏;一些旅游示范村在民宿改造上投入较多，但配套的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未能同步完善，可能引发环境压力。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

基础设施的老化与维护问题

　　现有公共服务设施普遍面临“建而不管、用而不修”的运维困境。物理性老化与功能性衰退交织——十年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因缺乏定期养护，导致路面龟裂、路基塌陷，农用车辆通行困难;早期安装的太阳能路灯电池板老化，照明时间从整夜缩短至两小时，反而增加夜间出行的风险。管理机制的缺位更为严峻：健身器材损坏后，需要经过烦琐的上报审批流程，维修周期可能长达数月;灌溉水渠淤塞需村民自发组织清淤，但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劳动力出现不足。资金筹措的不可持续性加剧问题恶化——依赖上级专项拨款进行设备更新，一旦项目周期结束，设施的维护便陷入停滞。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隐患：年久失修的村级小学校舍在暴雨中墙体渗水，老年活动中心存在电线私拉乱接的现象，极易引发火灾。

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的策略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具体措施

　　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必须打破“村村有点、点点薄弱”的分散模式，构建“分级配置—功能互补—交通可达”的立体网络。推行“中心村—基层村”分级体系：在中心村集中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综合文化站等高标准设施，以辐射周边5公里内的基层村;基层村重点配置卫生室、便民超市等基础服务点，满足村民的日常需求。对于偏远自然村，采用“固定+流动”互补模式——在人口聚集区设置固定服务站，定期派出流动服务车覆盖散居农户。功能整合是另一关键点：将养老服务中心与卫生室合并建设，实现健康监测与日常照护的一站式服务;在小学周边布局儿童游乐场与家长等候区，形成教育生活综合体。在交通衔接方面，规划公交线路串联中心村与基层村，确保村民在30分钟内可达核心设施，同时为行动不便群体预留定制班车预约服务，破解“最后一公里”困局。

基于需求导向的设施布局与社会效益评估

　　建立“村民需求—资源匹配—效果反馈”的动态规划机制，是提升设施实用性的核心路径。通过参与式需求调研绘制“民生痛点地图”——利用村民大会、移动端问卷收集不同群体诉求。例如，留守老人最需要送医上门服务，留守妇女期盼技能培训场地等。优先排序机制确保资源精准投放：将高频需求(如慢性病取药、农技指导)与低效设施(如闲置文化室)进行匹配，通过功能改造快速响应。社会效益评估需贯穿全周期：建设前评估设施对健康水平、教育机会的提升潜力;运营期跟踪服务覆盖率与用户满意度;定期调整设施功能，如将使用率低的图书室转型为电商培训基地。

融入智慧乡村建设，推动数字化服务升级

　　数字化技术为传统公共服务注入了新动能，突破了乡村服务的时空限制。搭建“云上服务平台”，整合医疗、教育、政务等模块，村民可以通过手机预约卫生室上门诊疗、申领电子健康档案;学童可以在家登录“乡村智慧教室”，实时参与县城名师授课。设施管理迈向智能化：在供水站安装水质传感器，数据异常时自动触发报警;健身器材配备使用计数器，根据人流热力图优化维护频次。跨越数字鸿沟需要配套支持：设立“数字服务驿站”，由驻村大学生指导老人使用智能终端;开发方言语音交互系统，降低智能设备的使用门槛。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数据驱动的精准服务，分析健康档案发现高血压高发村，定向增派心血管专家巡诊;追踪电商销售数据，指导村民调整种植品种。这种“云端服务—智能运维—数据赋能”的数字化升级，正在重塑乡村公共服务的效率与品质，为乡村振兴插上智慧的翅膀。

　　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规划息息相关，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合理配置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可以显著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公共健康与教育水平，并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与幸福感。然而，当前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面临设施建设滞后、资源配置不均、基础设施老化等诸多挑战。未来，需通过基于需求的科学规划和评估、推动数字化与智慧乡村建设，为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布局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彦臻

　　编校：张亚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