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职业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大局
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教育类型,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优势。其能够依据乡村产业需求,培养实用技术技能人才,如涉农专业为农业生产输送专业人员,旅游专业助力乡村旅游服务提升。陕西职业教育资源丰富,院校众多,专业覆盖面广,为赋能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理论概述与研究现状
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约翰·金登(John W.Kingdon)提出,旨在揭示政策议程的设定过程,强调政策形成的非线性、多维度特征。金登认为,政策制定不仅仅是一个线性决策过程,而是由多个独立但相互交织的流动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政策议题的形成与发展。多源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政策形成受到三个主要源流的影响,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指的是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社会现象、经济趋势或政治事件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公众关注。例如,经济衰退或自然灾害可能使某些问题成为政策议程的焦点。政策源流则涉及各种政策选项的生成与修改,这些选项往往来源于专业知识、学术研究、历史经验或其他现有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政策源流反映了政策工具的多样性与创新性。政治源流则指政治环境、政府机构变动、政策网络互动及公共舆论等因素的变化,尤其是政治窗口的开启和关闭,决定了某一政策是否能够在特定时刻获得政治支持与实施。金登的多源流理论通过揭示这三大流动因素的交织作用,强调了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复杂的互动性和时机的重要性,提供了一种理解政策变迁的全新视角。
相关研究现状
多源流理论已经成为政策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并在各类政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环境政策、公共健康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等领域。张迎晨等(2023)运用多源流理论,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引起政府关注、进入决策议程进行了分析。
通过文献分析,关于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研究角度丰富。鲁烨(2024)通过探究职业教育赋能乡土人才回流、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为实现乡村高质量振兴提供政策建议。谭天美等(2024)认为职业学校要拓宽职业教育振兴乡村的技术供需协同路径,高校要协同政府构建高等教育振兴乡村的县域人才振兴方案,教育主体要畅通振兴乡村的科研成果转化路径,以此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但以多源流理论视角对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
陕西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现状
陕西职业教育现状
陕西省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在院校数量、学生规模等方面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陕西省政府关于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全省拥有职业学校389所,涵盖中职、高职等多个层次,基本形成每个县至少1所中职、每个市至少1所高职的布局,在校生规模约100万人。其中,32所中职学校被认定为国家中职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8所高职院校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这些优质院校在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同时,陕西职业教育虽资源丰富,但资源布局失衡,优质职教资源集中于西安等城市,偏远乡村地区职教资源稀缺。以榆林、安康等地部分偏远县域为例,职教中心师资薄弱、实训设备陈旧。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学生动手能力差,毕业后难以迅速融入乡村产业实践。
陕西乡村振兴实施现状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下,陕西乡村产业发展成效斐然。以苹果产业为例,全省苹果种植面积达924.1万亩(约6160.67平方千米),产量超1302.7万吨,居全国前列,并凭借优良品质畅销国内外,果农收入显著提升。在乡村旅游方面,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咸阳市兴平市马嵬街道马嵬驿等民俗文化村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数十亿,带动周边乡村餐饮、住宿、手工艺品销售等产业繁荣,形成“一业兴、百业旺”局面。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2023年达到16992元,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然而,陕西乡村振兴仍面临人才瓶颈与技术短板。在人才方面,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剧。陕西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报告显示,30岁以下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10%。同时,高素质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涉农专业大学生回乡就业比例低,乡村发展缺乏智力支撑。技术层面农产品加工保鲜技术落后,导致大量损耗,制约产业升级,亟须职业教育精准发力,破解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多源流视角下机制与问题分析
问题源流
当前,陕西乡村振兴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维度、高层次态势。然而,职业教育供给与之存在一定脱节,集中体现在人才需求与培养、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培训内容与实际应用三大层面。
人才培养难以满足人才需求。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升级需要掌握先进化工技术和智能化操作的高技能人才,以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陕南生态农业发展需要熟悉绿色种植和农产品电商营销的专业人员,以拓展市场销路。然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导致学生实操能力弱,难以应对乡村产业的复杂实践场景。
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适配失衡问题明显。陕西乡村产业多元化,从传统种植养殖到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迅速发展。相比之下,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僵化,更新滞后。部分院校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开设不足,无法为乡村新兴产业提供精准人才支撑。
培训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现象普遍。乡村从业者期望职业培训紧密贴合生产生活实际,解决当下难题。农民面临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等问题,渴望培训提供实操性强的解决方案。乡村旅游从业者急需提升接待礼仪、旅游产品设计等服务技能。但现有培训师资多为理论型教师,实践经验匮乏,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农民参与积极性受挫,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推动乡村发展。
政策源流
陕西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政策在细化程度与协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短板。
在政策细化程度方面,现有政策纲领性有余而实操性不足。陕西省虽出台系列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规划,如《陕西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明确方向,但涉及具体院校专业布局、人才培养精准定位时,缺乏精细指引。以涉农专业为例,政策倡导加强涉农人才培育,却未细化不同区域院校依据本地农业特色应如何差异化设置课程、配置师资,导致院校落实时难以精准对接乡村产业细分需求,使政策落地易打折扣。
协同程度欠佳凸显政策合力未形成。职业教育要助力乡村振兴涉及教育、农业农村、人社等多部门,以及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现实中,部门间协调不畅,教育部门推动院校人才培养改革,农业农村部门掌握乡村产业一手信息却反馈滞后,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校企合作中,企业因政策激励不足,参与院校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热情不高,仅停留在浅层次实习接纳,未深度融入教学全程,各主体未形成紧密协同网络,削弱政策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效能。
政治源流
在陕西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进程中,政治源流层面,多元主体参与存在失衡,政府主导过强,企业参与不足,社会力量薄弱,三者协同乏力,极大制约政策推进与实施成效。
政府主导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掌控资源配置、规划制定大权,在政策引导、资金投入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过度主导滋生系列弊端,决策易脱离乡村实际与职业教育规律,部分地区行政指令式推动校企合作,企业被动参与,积极性受挫,难以长效维持。
企业作为乡村产业发展核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动力匮乏。一方面,短期逐利性使企业更关注即时经济效益,忽视人才培养长期投入回报,不愿深度参与校企合作育人、实训基地共建,担心增加成本、泄露商业机密。另一方面,政策激励不足,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落地难、力度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风险与收益失衡,积极性难以调动。
社会力量涵盖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志愿者等,在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领域本应大有可为,现实却因缺乏资金、专业人才支持等原因与政府、企业联动缺失,各自为战,未构建多元协同网络,无法汇聚磅礴力量赋能乡村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振兴。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策略
精准对接问题源流,优化职业教育供给
精准对接乡村振兴需求,优化专业设置是关键。陕西职业院校应深度调研乡村产业,陕北依据能源化工、特色林果产业特色,开设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智慧果业技术等专业。关中围绕高端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布局智能制造装备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等专业。陕南立足生态农业、乡村旅游,设置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乡村民宿经营与管理专业。
完善课程体系,融入乡村实践要素。打破传统理论主导课程模式,涉农专业增加田间地头实操课程,如在农业种植课程中,安排学生实地参与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全流程,学习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旅游专业设置地域文化挖掘、乡村旅游线路设计等实践课程,引入乡村真实项目入课堂,与企业合作,将农产品电商营销、乡村活动策划等项目转化为教学任务,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能力,确保课程紧密贴合乡村发展需求。
创新培训模式,提升农民技能水平。针对传统农民,开展“田间课堂”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深入果园、农田,现场示范果树修剪、农作物施肥灌溉新技术。利用农闲时节,举办集中培训,涵盖农业政策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知识。面向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职业院校联合电商平台、创业孵化基地,提供电商平台运营、直播带货技巧、创业融资等一站式培训,为乡村振兴培育多元技能人才。
强化政策源流落地,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细化政策内容,增强实操指引。陕西省应依据区域产业差异,分类制定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细则。针对陕北能源化工产业区,明确职业院校开设新能源开发利用、化工安全技术等专业的师资配备标准。关中制造业聚集区,细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的场地、设备投入比例。陕南生态农业与旅游区,精准指导院校设置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以政策条文形式固定,确保院校、企业有章可循,精准落实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任务。
促进协同联动,凝聚政策合力。搭建跨部门协同平台,整合教育、人社、农业农村等部门资源,打破信息壁垒。教育部门共享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信息,人社部门提供乡村人才需求、就业数据,农业农村部门反馈产业动态、技术需求,各方据此协同规划职教赋能乡村路径。鼓励校企研深度合作,职业院校联合科研机构、企业共建技术研发中心,围绕乡村产业难题协同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形成政府、院校、企业、科研机构紧密协作政策生态,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综合效能。
激发政治源流活力,凝聚多元主体合力
政府转变角色,从主导者迈向引导者与服务者。强化顶层设计,依据陕西三大区域产业特色,制定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总体规划,精准定位各区域职业教育功能。同时,建立政策反馈机制,如设立乡村振兴职业教育热线、线上意见征集平台,广泛收集院校、企业、农民意见,定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动态优化政策。
激发企业参与热情,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按投入职业教育资金、接纳实习学生数量,享受对应税收减免。鼓励金融机构为合作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助力实训基地建设、技术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强化约束监督,将企业参与职教情况纳入社会责任考核指标,对消极应付企业限制其享受部分政府扶持政策,督促企业切实履行育人责任,深度融入乡村振兴职教链条。
动员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协同网络。社会组织发挥灵活优势,整合行业资源,联合职业院校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农民技能竞赛等活动,激发农民提升技能积极性。动员公益团体拓宽筹资渠道,吸引社会捐赠,为乡村职业教育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援建实训教室、捐赠教学设备。鼓励志愿者参与,高校学生、退休专家等组成志愿服务队,利用寒暑假等时间赴乡村开展支教、技术帮扶,为乡村孩子带去新知识,为农民传授新技术,汇聚全社会力量赋能陕西乡村振兴,共同绘就乡村发展壮美画卷。
多源流理论为理解陕西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赋能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通过问题流、政策流和地方政治流的交织互动,使陕西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未来,陕西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政策引导、产学研合作与教育模式创新,以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终审:魏文源
监审:侯欣怡
编校:张春兰
网络:吴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