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乡村治理，是“皇权止于县”的乡绅之治。基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而成的乡土社会，在漫长的人情往来中内聚成以礼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社会之中，拥有对礼的解释权，并在当地具有一定权威的士绅事实上成了乡土社会的管理者、治理者，成为国家政权的基层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涉及治理主体以及治理规则的转变，也内含着结构功能的分化，展露了国家政权力量如何一步步地介入乡土社会。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徐勇曾经形象地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村称之为“政权下乡”。这是在土地改革彻底推翻乡村秩序前提下，以中央强大的政治动员与组织能力，在国家权力集中基础上重新实现权力自下而上的再分配。“政权下乡”的逻辑是权力集中基础上的权力再渗透，其权力运作方式将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嵌入乡土社会，实现乡土社会的再度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自下而上自发探索的基层自治制度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公共性社会关系逐渐发育，形成了具有一定自治能力的社会组织。然而，起初的基层自治组织虽然形式上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属性，但事实上仍旧充当着国家资源汲取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过程都没有脱离“政权下乡”的权力逻辑，因此就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往往导致治理的碎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逐渐实现了功能性转变，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也使得党和国家更加关注对农村的帮助与扶持。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成为党和国家关于农村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和政府开始源源不断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资源和力量。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其目的就是重塑乡村基层秩序，尊重乡村社会的发展规律，重新整合乡土势力与国家力量，打造乡土建设的“整合服务型”乡村治理制度，以此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立足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其首要目的就是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支点，把建设乡村、服务乡村作为工作重点，整合乡土社会的新乡贤，将其纳入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以治理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解决区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乡村基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多元共治难成局面

　　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化”使得村“两委”在治理过程中难以准确把握与基层政府的关系，这不仅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效果，也使得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在实际工作中，村“两委”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往往容易过度依赖行政指令，而忽视了村民的实际需求和意愿。这种“行政化”倾向使得村“两委”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治组织应有的灵活性和创新性，难以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村民参与自治积极性不高是多元共治局面难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这只是政府部门和村干部的职责，与自己无关。此外，诉求渠道不够畅通也使村民们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及时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例如，在一些村庄，村民反映问题的渠道仅限于村民代表大会，而这种方式往往不能满足村民多样化的需求。社会组织参与共治匹配度低也制约了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目前，社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度不足，且发挥的作用不强。一些社会组织存在形式主义问题，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参与治理，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社会组织与基层村委之间的沟通不畅、配合不佳，导致双方在治理过程中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例如，一些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时，未能与基层村委充分沟通，导致活动内容与村民的实际需求不符，浪费了资源。

基层治理能力欠佳

　　农村基层智慧治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新技术的适老性、使用感和体验感差。在一些农村地区，虽然引入了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和设施，但由于缺乏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考虑，这些新技术难以被广泛接受和应用;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满足基层治理的各项需求。同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基层政府往往力不从心。例如，在带领村民致富方面，由于缺乏资金和资源，难以开展有效的产业扶持和项目建设;在事务性工作方面，由于人员不足和工作压力大，容易出现工作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的问题。基层法治治理能力不足，村民知法懂法程度低且来源途径单一。部分农村地区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有限。主要的法律知识来源途径是志愿者上门宣传，这种方式覆盖面窄，效果有限。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在遇到纠纷时，往往不知道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用传统的方式，如家族调解、私下协商等，容易导致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农村产业发展乏力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乐观。在一些农村地区，农业仍然是主要的产业，而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多元化的支撑，抗风险能力较弱。例如，在一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农民的收入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同时，集约化程度低也是农村产业发展乏力的一个重要表现。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不稳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约束机制不到位，直接影响了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资。养殖业上，农村多以农户庭院分散饲养为主，是粗放式的饲养、管理、经营，不能起到带头致富的作用。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土地流转困难、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缓慢，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养殖业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养殖户的收益不高。专业知识受限是导致农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另一个原因。缺乏先进科学技术，电商的运营模式、概念不清，县乡村三级组织的素质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较少、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们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接受程度较低，缺乏电商运营的知识和技能，难以将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破局之策

推动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

　　要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建立健全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推动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治意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推动数字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提高治理效率和水平。

　　要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覆盖全省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各类涉农信息资源，提供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信息服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提高政务服务效率和便利度。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宽带网络、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数字化水平。例如，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建设了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便捷的政务服务、农业技术咨询、农产品销售等服务。

农业生产现代化技术应用

　　要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完善农业物联网和信息化服务。精准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通过实现精准种植、施肥、用药，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利用传感器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可以实时监测土壤、气候、作物生长情况等，为精准种植、施肥、用药提供数据支持。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农业生产、市场、科技等各类数据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支持。利用农业物联网和信息化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市场信息等服务，促进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和智能化。

　　要加强农业生产的决策支持，包括市场预测和科技创新。农业生产决策支持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至关重要。通过对农产品市场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可以为农民提供市场趋势和价格走势等信息，帮助农民合理安排生产和销售计划。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农产品市场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了解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规律，为农民提供精准的市场预测信息。同时，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研发和推广适合农村地区的农业新技术、新产品。

加强多元主体数字化乡村治理能力

　　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情景适配;突出问题导向，有效减轻基层干部“数字负担”;秉持底线思维，跨越“数字鸿沟”，治理“数字贫困”。首先，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和诉求，通过数字平台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其次，政府要坚持实事求是，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数字技术，注重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情景的适配性。避免盲目跟风，选择不适合乡村实际的数字技术和项目。再次，政府要突出问题导向，关注基层干部在数字乡村治理中面临的“数字负担”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最后，政府要秉持底线思维，加大对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要积极推进数字化乡村治理，提高各主体参与数字化乡村治理的能力。农民数字技能的提升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为农民及农村现代化进行技术赋能。对于乡村干部来说，要加强数字技术培训，提高他们对数字平台的管理和运用能力。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等方式，让乡村干部了解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方法，掌握数字平台的操作技能。对于村民来说，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参与意识。可以开展农民数字技能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和形式。同时，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共同推进农民数字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的现代化信息技术适应能力。

　　编校：乔星琦

　　网络：吴飞飞

　　监审：陈亚丽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