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乡村要振兴，文化必发展。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和核心，它承载着乡村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生活方式等重要内容。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需要调整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向协调，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首先，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产品，将当地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其次，乡村传统价值观是建造和谐社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村民对乡村历史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主流价值观引领文化教育，有助于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最后，生态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通过引入生态文化理念，积极开展生态文化教育、环保宣传活动，能够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提升村民的文化素养和环保意识。同时，在挖掘和传承乡村文化元素的过程中，将其融入村落风貌的改造，能够更好地改善乡村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可见，乡村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入挖掘和保护乡村中的传统文化资源，结合现代元素和创新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和再发展，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建筑，整理和记录乡村的历史传说、民俗风情等，将这些文化资源融入乡村旅游、手工创意等产业中，这种创新不仅有助于维系中华民族的文脉和根魂，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提升乡村的整体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例如，充分利用互联网、3D打印技术、VR技术等现代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展示和保存，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发展乡村文化，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为继续发挥中华文明的生机活力提供动力支撑。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

　　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基础，只有深入了解乡村文化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才能找到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走出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

载体困境：自然村落减少，乡村传统文化基底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社会出现空巢现象。乡村社会空巢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城市快速发展和持续繁荣不断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与生活品质的分化，以致城市对农村群众产生强大吸引力。统计显示，1990—2019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从377.3万个减少到251.3万个。伴随着自然村落的减少，那些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和乡土智慧的文化元素失去依托，导致乡村文化传承的链条出现断裂。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戏曲、舞蹈、歌谣、手工艺等，都依赖于自然村落的土壤进行传承和发展。村落的减少意味着乡村原有的文化内容及习俗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可能导致其逐渐消失。

主体困境：农民群众缺失，乡村文化振兴人才匮乏

　　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力量，其参与度和认同度直接影响到乡村文化建设的成效。城市中心论导向下的扩张式发展引发了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徙至城市，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以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女性及儿童为主体。乡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因参与主体的知识匮乏而面临重重困难。同时，那些融入城市的原农民群众因长期适应都市化生活节奏，对乡村文化往往丧失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再者，乡村相较于城市更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设施来支撑文化活动建设，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导致不少人将乡村视为传统思想观念与生产方式相对滞后的象征，对推动乡村振兴的理念产生了犹疑与不确定的态度。这些因素不仅模糊了乡村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更忽略了农民群体的核心诉求，致使现代乡村难以成为农民群体的归属，也难以成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归属。

价值困境：社会关系松解，乡村传统公序良俗弱化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在乡村社会中尤为明显。中国乡村社会在漫长发展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和地理空间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人们的社会关系像石子投入静谧水面所激起的层层涟漪，自内而外扩散，亲疏远近分明。这种传统乡间伦理价值体系是乡村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纽带。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与城市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部分村民移居城市，对乡村道德记忆逐渐淡忘。城市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乘虚而入，对原有的家庭伦理、社区伦理、礼仪秩序等传统观念造成冲击，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逐渐取代了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这种情感淡漠化、交往经济化、价值观异化的问题，使得乡村传统伦理价值秩序失去了原有的庄重和意义，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也给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难题。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应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全面应关注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基于此价值引领，乡村文化振兴需明确振兴“为了谁”、振兴“依靠谁”等问题，在保持乡村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夯实乡村文化根基、培养农民主体意识、重塑农民文化价值观，从而实现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重规划：最关键的是夯实文化根基

　　壮大乡村产业发展。一种文化的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产生这种文化的生产方式的兴衰。我国乡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与阶段性特征，多数乡村仍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至中期阶段。基于此，各地乡村应积极促进乡村产业前延后伸，构建高度依存的全产业链，打造乡村产业集群。加强农业与科学技术、旅游观光、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此，增强乡村对新一代农民群众的吸引力，留住青年人群，减少人口流动带来的乡村主体缺失和自然村落减少等问题。

　　扩大现代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理，通过企业赞助、社会组织参与等相关措施，为乡村文化公共空间的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通过修缮和改造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如祠堂、庙宇、戏台等，将新时代元素注入其中，使之展现新的文化功能和活动形式。与此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新型文化公共空间，可以为农民提供便捷的数字文化服务。例如，获评2023年度“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广州市增城区瓜岭乡村振兴会客厅，便是通过活化乡村闲置房屋资源，从而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乡村基层政府应提高对乡村文化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其作为文化守护者与传承者的责任担当。通过走访调查，记录当地乡村遗落的古建筑、古手艺、古曲艺等传统文化，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章和措施，为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法律保障。在支持农民参与挖掘和保护乡村文化资源的活动中，促使农民深入了解、理解并自觉认同那些承载着其精神寄托与生活智慧的文化遗产，推进乡村文化价值的再发现与再确认。

供人才：最紧要的是培育主体意识

　　教育是培育农民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大多数乡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对教育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力度欠缺，农民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普遍一般。乡村学校是乡村文化普及的重要文化单元。通过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培训力度、鼓励优秀教育人才到乡村地区工作，以优质化教育理念培养乡村青少年的主体意识。注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引进先进的教育设备，确保乡村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强调“做中学”“学中做”，将课堂内容扩展到课后实践活动中，让广大青少年感受乡间文化的魅力。

　　宣传是培育农民主体意识的有效手段。宣传的优势在于能广泛而迅速地传递信息，以宣传栏、海报、广播等为载体，对农民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与观念塑造。借助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制作和传播有关乡村文化的短视频内容，将宣传内容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带动农民主体意识的养成。现代化与多样化的宣传手段，结合农民生活实际、富有实用价值的内容，能够深刻触动农民群体的情感共鸣，进而逐步激发他们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意识。

　　制度是培育农民主体意识的关键保障。乡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等，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促使农民深刻理解国家政策和乡村发展的方向，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同时，基于乡村具体实际状况，进一步规范民主程序、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农民的法治宣传教育，制定维护农民根本权益的制度，以制度保障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

塑观念：最基础的是重塑价值观

　　培育农民的文化自觉性。文化自觉是指主体对一种文化的深刻认识和主动担当。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农民理应深化对自身文化与国家、民族文化间联系的理解，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秉持辩证视角看待不同文化碰撞交流，深入理解根植于农耕文明土壤之中的乡村文化所独具的优势，以及潜在的局限性，进而唤醒农民内心深处对本土文化的情感共鸣与记忆认同。不同乡村地区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如手工刺绣、扎染、陶瓷等，对于这些文化的深入挖掘与传承，能够提升农民的本土文化觉悟，自觉推动本地文化的蜕变、成长。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精神生活。“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下主流价值观，其理念和乡村文化理念内核具有契合性。例如，在传统乡村广泛传播的“仁、义、礼、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相契合;乡村文化中“和为贵”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价值观念相贯通。由此可见，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非但没有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黯然失色，反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熠熠光辉。要有意识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中，针对农民群体不同的精神需求，适时开展适合受众特点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

　　注重文化实践方式创新。如何创新实践方式，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农民易于接受和理解的语言与形式，是提升农民政治理论素养与文化认同感的关键议题。因此，在培育农民文化价值观的原则上，一是要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既要传播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价值观，又要关注农民内部的思想状况和情感需求，做到“有的放矢”。二是要将解决现实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融合，以解决农民群众最根本最核心的实际问题为抓手，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确的文化观。三是要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贯通，既要定期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或文化周等活动，又要强调文化环境建设、规章制度建设等隐性教育建设对农民价值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塑造作用，尽可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利用文化资源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乡村文化振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所在。当前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亟待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从夯实乡村文化根基、培育农民主体意识、重塑农民文化价值观等三个方面着力，不断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持续强化乡村文化建设的外在保障，继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在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下取得扎实成效。

　　编校：茹志威

　　网络：吴飞飞

　　监审：牛勇雯

　　终审：魏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