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山东省作为东部沿海的经济大省，因省域内发展不均衡，脱贫人口规模大、区域差异显著，具备研究典型性。本文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山东省在“后脱贫时代”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治理机制转型。而整体性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政策系统集成、物质与精神共建，为破解“脱贫之后如何持续发展”的难题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山东省在政策协同、资源整合、组织引领与精神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展现出从传统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协同治理转型的鲜明趋势。

问题提出与现实背景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山东省脱贫人口达251.6万，占全省农村人口总数的6.7%。尽管阶段性目标已达成，但脱贫成果尚不稳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内生动力不足、发展基础薄弱、返贫风险较高等现实问题，推动脱贫人口迈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核心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当前农村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农村人口结构多样、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基础条件普遍薄弱的背景下，传统以行政动员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持续性不足和治理效能衰减的局限。此治理模式在脱贫攻坚阶段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推动了脱贫政策的快速落地。然而，其固有的机制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异化问题，难以适应脱贫攻坚后期的复杂需求。因而，迫切需要探索一种跨层级、跨领域、跨主体的协同治理路径，以实现从短期政策动员向长期机制构建的根本转变。

　　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整体性治理理论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该理论强调通过组织整合、政策协调和主体协作，提升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已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优化治理路径、提升治理绩效、规避治理风险的重要理论工具。将其引入脱贫人口共同富裕的治理实践，有望为破解“脱贫之后如何持续发展”的难题提供新的制度支撑与理论指导。

山东省农村脱贫现状与共同富裕基础

山东省脱贫现状

　　山东省是国内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综合实力比较高的省份之一，具备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文化基础，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人口基数大等原因，在实施脱贫攻坚初期，各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多，人均收入不高，“等靠要”思想严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整体来说，山东省的脱贫攻坚任务面临诸多挑战，完成难度极大。

　　山东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三大攻坚战”的决定性战役，按照“2016—2018年基本完成、2019年巩固提升、2020年全面完成”的工作布局，紧盯“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坚持精准方略，强化政策落实，采取超常规举措推进扶贫工作。到2018年底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2019—2020年，全面落实“四不摘”要求，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深入开展问题排查整改，狠抓各项扶贫政策落实。经过五年的持续攻坚，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

　　脱贫只是起点，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提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山东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要“走在前、开新局”，必然要把乡村共同富裕放到重要位置，积极探索适合山东的共同富裕道路。

山东省共同富裕发展现状

　　1.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但绝对差距不断扩大

　　自2013年至2023年，山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度不平衡的区间。在此期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不断下降，从2.61下降到2.17，然而绝对收入差距仍在增加，从17 444元上涨到27 795元。这一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方面，相对差距的缩小体现了政策调整的积极成效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另一方面，绝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提醒我们，实现共同富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见图1)。

图1 2013年—2023年山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及倍差(数据来源：山东省统计局)

　　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改善，但短板弱项仍然显现

　　在基础设施领域，山东省的“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效显著，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同时，农村自来水、动力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普及率也大幅提高，显著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然而，由于农村地域广阔、村庄数量多且规模小、布局相对分散，导致在集中供暖、管道燃气等现代生活设施的建设上，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此外，绿化园林景观等公共休闲设施的缺乏，也限制了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3.整体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平衡

　　近十年来，山东省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仍是一个难题。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可大致分为三个梯队：以胶东半岛的青烟威为第一梯队，经济最为发达。中部地区则构成了山东省的第二梯队。这些地区尽管在经济总量上不及第一梯队，却各具发展特色和优势。例如，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创新能力。淄博、潍坊等城市凭借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在山东省的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构成了第三梯队。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相对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为了推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山东省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投入力度等，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共富路径建构

　　在实现农村脱贫人口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治理模式的转型尤为关键。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通过多主体参与、多维度协同与系统性安排，实现政策、资源与行动间的有机融合，打破传统治理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端。基于此，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也需在资源整合、组织引领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实现系统推进。

政策协调与支持机制

　　实现农村脱贫人口的共同富裕，主战场仍落在农村。农民，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主体，面临着对象众多、范围广泛且任务艰巨的挑战。这些特点决定了必须有全方位、强有力的政策倾斜支持来助力他们前行。

　　在兜底帮扶方面，需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康帮扶政策及教育帮扶政策等，确保农村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为其提供脱贫的底线保障。同时，通过提供医疗救助、教育资助等方式，减轻他们的负担，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而在综合性的支持性政策方面，则需更加注重激发农村的内生动力和创新能力。通过提供农业产业扶持政策、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些政策不仅能促进农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也可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

资源整合与产业赋能

　　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于高效利用资源，积极开发并有效盘活已有资源，进而在此坚实基础上培育和发展相关产业，从而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确保农民受益并共享发展成果。

　　诸城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充分挖掘并盘活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农村要素资源，让农村集体和个体农民成为经济实体的股权人，按股权比例获得应有收益，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莱西市首创“乡村公共资源+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鼓励强村独资、强弱村联建、弱村抱团联营共富公司等多元化模式。共富公司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有效整合了农村土地、资金、产业、人才等要素资源，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探索了一条有效路径。利用共富公司平台吸收农民土地入股、资金入股、技术入股，通过承接镇村绿化工程、物业服务、劳务输出、上级产业项目落地等职能，把就业岗位和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村集体和村民，实现了不同资源的最优配置，溢出了由点带面的共富价值。切实保障了农民在共富公司中的绝对收益，激发了农民创新创造的主动性。

　　诸城和莱西的例子告诉我们，实现乡村共同富裕需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发挥政府、企业、农民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乡村经济的创新发展。深入挖掘并盘活乡村资源，进一步整合资源和优化配置，培育和发展乡村产业，通过产业创新和升级，提高乡村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同时，还要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农民能够公平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山东省不同地区自然环境有所差异、资源禀赋不同，区位优势各异、产业优势各异，需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

党组织引领与多元主体协作

　　当前，在乡村治理多元共治结构下，农村治理的主体已经拓展至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内的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但在传统治理环境和实际治理情况中，决定和影响村集体的发展和走向的一般还是党组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仍缺乏连续性和确定性。

　　山东省诸城市是全省共同富裕先行区，近几年不断探索和完善治理之路，走出一条“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道路。诸城市将全市所有行政村根据就近原则组建为农村社区，设置211个农村社区党委和1 275个农村网格党支部，以社区、网格为单元创新组织设置，实现农村网格基层党组织全覆盖。由党支部牵头、党员带头，引导调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发动群众自愿入社。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农村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以及农民的需求性、能动性结合起来，突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激发了农民的主动性，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入了强劲活力。

　　在不同主体协同作用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党组织必须重视各方之间的利益取向，既要保障参与者的平等参与地位，使得参与者能够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也要重视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作用，使参与主体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从而协同推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

物质精神双重富足

　　共同富裕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富裕，在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盲目追求经济数字的提高，而忽略了农民的精神生活，破除“先发展物质生活，再发展精神生活”的谬论，宣扬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反哺作用及其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引导人民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为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打好思想基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以满足城乡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需求，走出一条农村物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路。

　　在精神文明方面，推广聊城市高新区“红色挎包队”经验，拓展宣讲渠道，广泛开展宣讲活动，让新思想、新文明“飞入寻常百姓家”，形成“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基层讲实践、百姓讲故事”宣讲格局，不断提高农民的精神文化素养。同时，丰富乡村文化形式，提高农民居住幸福度和满意度。发展深受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支持乡村歌舞小剧团、舞狮队、秧歌队等的发展，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建设农村社区休闲娱乐中心、村史馆、文化礼堂等设施，以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美丽、和谐的乡村环境。

讨论与结论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需要转变传统的“单一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对象、单一治理手段”的治理模式为“多元主体、多维治理、全方位治理”的治理模式。乡村共同富裕，作为一项复杂且综合性的目标，其实现过程必然要求整体性的规划与实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产业的发展与壮大，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和密切合作，同时，也需要各个实践环节之间的有效搭配与协同。因此，推动山东农村脱贫人口迈向共同富裕，应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强化主体间沟通交流的协调体制机制及提升实际行动者的协调能力，促使乡村整体性治理结构系统高效运作，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持续的多元合作，稳步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农村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终审：魏文源

　　监审：焦慧玲

　　编校：李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