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赋能 铺就振兴新途
发展数字经济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通过深化产业融合创新、优化乡村数字治理、培育新型生产要素等途径,正在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驱动力。从理论维度看,这一实践创新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现实维度看,它契合了推进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然而,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仍面临传统农业转型滞后、数字鸿沟制约明显、专业人才储备不足等现实挑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培育乡村多元产业生态、构建智慧治理体系、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维度系统发力,全面激活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这一背景下,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推动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数字化正引领乡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通过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催生基于乡村资源禀赋的新兴产业和业态,加速乡村经济信息化转型进程。其在助力精准帮扶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数字经济不仅将数据要素深度嵌入农业生产全链条,更将数字化理念全面应用到乡村政务服务领域,大幅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学界现有成果对于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有着多种角度的研究,陈健、王丹(2024)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了四点化解方案,即推动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产业发展、刺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培养复合型人才。陈雪梅、周斌(2023)在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的对策方面提出四点对策,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建设,有序铺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建立数字治理考核机制。现将从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问题挑战及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渗透与要素重构,正在重塑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三大核心路径。
数字经济通过深化产业融合创新赋能乡村振兴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催化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正逐步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深度变革。首先,数字经济正在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借助农村电商、社交平台与移动支付等数字工具,农产品与消费市场之间实现了直接连接,有效突破了传统流通渠道“多级转手”的限制,不仅提升了交易效率,也增强了农户对市场的议价能力。其次,依托数字平台推动的物流体系建设,使农产品运输更具系统性与精准性。乡村物流逐步向标准化、信息化方向转型,解决了长期以来“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确保农产品高效流通,为乡村经济注入持久动力。最后,数字技术还拓展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电商直播、数字文旅、乡创品牌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激活了农业以外的多种产业形态,推动农村由单一农业向“农工旅商文”融合发展的复合型经济体系迈进。
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乡村数字治理赋能乡村振兴
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导致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村民诉求呈现多样化特征,传统的治理手段逐渐难以应对。在此背景下,数字化工具和平台的引入,为乡村治理摆脱困境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乡村治理主体能够高效采集并分析大量基层社会数据,精准识别治理中的关键问题,从而实现科学化、数据化决策,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治理模式。借助大数据与智能技术,各级治理主体不仅可以实时掌握村民需求,还能对政务管理、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权力运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管,显著缓解因城乡距离遥远、人口分散而造成的治理盲点。此外,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推动治理结构逐步走向精细化、专业化与扁平化,从而提升基层响应速度与治理质量。在此过程中,基层干部还可借助数字工具预测潜在风险,提前部署干预措施,从而增强乡村治理主体在复杂情境下的应对与服务能力。
数字经济通过培育新型生产要素赋能乡村振兴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乡村社会的生产要素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重塑。尤其是以“新质劳动力”为代表的新型人力资本,逐步融入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涵盖农产品的研发、种植、加工、销售等多个关键环节。这类劳动力具备较强的数字素养和技术能力,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也促进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显著提升。此外,新质劳动力的引入对本地传统劳动力队伍也产生了正向引导作用,有助于推动本地劳动力向更高素质、更专业化方向转型升级。这一过程提升了乡村整体人才结构的多样性与专业性,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注入了新的知识和技能资源。特别是具有农业科技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正逐步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随着这类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参与,不仅农业产业链条趋于完善,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新型业态也在乡村加快落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积极参与乡村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等领域,促进社区功能拓展和治理能力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问题挑战
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对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然而,当前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作用发挥仍面临诸多困境。
传统农业转型进程滞缓
传统农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然而,当前我国许多乡村地区的产业形态仍呈现出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等特征,导致农业发展动能不足。首先,在经济结构层面,部分农村仍以初级农业生产为主,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缺乏产业集群支撑。这种以初级生产为核心的单元式经济结构,限制了农村多元化发展路径的形成,也难以为农业转型提供充足的支撑。其次,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亦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一方面,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仍较为粗放,先进技术装备应用比例偏低,农业数字化水平亟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研发投入和高层次科技人才,乡村在吸收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方面存在明显滞后。这一现象直接导致农业在生产效率、产品品质与市场适应性等方面竞争力不强,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数字鸿沟问题仍构成重要制约
城乡之间在数字资源配置、技术普及及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显著障碍。其中,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信息服务能力不足,导致农业现代化与智能化发展进程明显受限。具体而言,部分乡村地区缺乏完善的数据平台与信息服务体系,农业生产者在获取市场行情、技术支持、销售渠道等方面面临信息碎片化与不对称的问题,进而制约了其对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同时,乡村治理主体在数字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短板,一些乡村治理模式仍依赖传统经验型方式,缺乏对数字平台和数据资源的系统整合与科学利用,导致决策过程缺乏数据支撑,治理行为缺乏效率与精准性。此外,政务信息传递机制不畅通,使得乡村治理主体在回应村民需求时存在时效性与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影响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公信力与治理效能。数字鸿沟不仅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也影响了乡村社会对数字技术的认同与信任,成为阻碍乡村数字化转型和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深层次结构性难题。
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乡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专业人才储备的长期匮乏。尽管近年来农村互联网覆盖率有所提升,但能够将数字技术有效运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与治理实践的人员仍属少数。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导致广大农民在数字素养和信息技术运用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部分农户对互联网的理解仍停留在娱乐或社交层面,难以将其视为提升农业效益与经济收入的重要工具。此外,专业技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也长期困扰乡村发展。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难以吸引高层次的数字经济人才入驻;另一方面,即便通过外部引导机制临时引进专业人才,但由于缺乏配套的激励与支持政策,其往往难以实现本地化发展,也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人才沉淀”机制。在这种背景下,既无法满足数字乡村建设对于高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也难以有效激发本地居民参与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数字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针对当前乡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数字人才匮乏、基础设施滞后及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亟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系统构建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体系。
培育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生态
构建具有内生增长动力的乡村产业体系,需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化与价值链延伸。首先,应科学规划区域产业布局,依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与发展阶段,明确主导产业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配置低效。通过强化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提升整体附加值。其次,需引导企业向农村产业园区、产业集群集中发展,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协同创新。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融资支持等政策工具,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最后,还应加强信息支撑体系建设,建立面向农业主体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提升乡村产业对市场变化的感知与响应能力。推动“互联网+农业”融合发展,拓展电商、直播等新型销售渠道,重塑农产品价值链。通过优化土地流转机制、强化金融支持和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实现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多要素协同,夯实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
构建数字驱动的智慧治理体系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依托数字技术构建多元协同、高效精准的治理体系。首先,应完善数字乡村治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打破传统重形式、轻实效的考核倾向。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与村民参与机制,增强治理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数字治理绩效的客观性与可持续性。其次,乡村治理主体应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依托,推动政务信息下沉,打造“一网通办”的服务体系,切实提升乡村群众的事务办理便捷度与满意度。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扩展治理场景,如村级事务管理、社会救助、公共安全等,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服务模式转变。最后,应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标准的顶层设计,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规范与接口体系,打通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前提下,推动跨层级、跨地域数据共享与联动。最终实现乡村治理主体、集体组织与村民三方在治理资源、治理责任与治理成果方面的共建共治共享,提升乡村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智能化水平。
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城乡数字发展不均衡是制约乡村数字化进程的核心瓶颈。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应加快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断优化其运行效能。首要任务是补齐农村地区在通信网络、互联网普及、5G覆盖等关键环节的短板,推动实现“与城同步”的基础设施水准。同时,应通过政策性财政补助或运营商合作等方式,降低网络资费负担,特别是对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定向支持,扩大数字公共资源的可及性与普惠性。在具备数字经济基础的乡村地区,可率先部署物联网、边缘计算、云平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与数字管理系统,支撑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需求,推动农业全链条数字化、可视化与智能化升级。此外,应加强教育与培训数字资源供给,借助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远程共享,推广远程教学、数字课程与直播课堂等形式,促进农民在低成本下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知识。通过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双重强化,为乡村迈入智能时代奠定坚实技术与认知基础。
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机制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的振兴,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则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乡村发展普遍面临数字技能匮乏和人才外流等问题,亟须建立系统化、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首先,应将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作为基础性工程。数字素养不仅关乎技能掌握,更涉及农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态度与价值取向,决定其是否愿意将技术用于生产经营。乡村治理主体应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经济宣传与典型示范引导,提升农民对数字技术促进增收、提高效率的认知。同时,可构建“先富带动后进”机制,选树具有数字实践经验的带头人,引导更多农户参与数字化转型过程。其次,应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推动专业人才本土化驻扎与“土专家”培育并重。通过建立乡村科技特派员制度、数字创业孵化平台等方式,提供稳定的职业发展路径与激励机制,吸引高素质人才“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为乡村数字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终审:魏文源
监审:冯莉
编校: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