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力与加速器，正确认识其与乡村振兴在理论、驱动和现实层面的逻辑关系，对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鉴于农业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上的特殊性，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需遵循生产力发展普遍规律，立足我国农业资源与乡村建设特色，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进而实现融合共生。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当代诠释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物质力量，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的实体性要素共同形成。它既是生产方式中个体劳动的综合体现，也是决定社会发展形态的基础性力量，通过要素禀赋、组合方式及生产关系调整持续演进，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社会财富创造能力与人类文明进程，其提升路径受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及产业形态变迁等因素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对生产力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创新范畴被提出。该概念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核心标志，呈现三个维度突破：其一，要素形态发生质变，表现为劳动者向知识型转型、劳动资料向智力资本转化、劳动对象向综合化扩展;其二，发展模式实现革新，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三，价值导向完成跃迁，强调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推动生产目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产业形态从传统路径转向现代体系。这种新型生产力形态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髓，又通过“以新促质”的实践路径，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动力机制：数字技术驱动的农业生产力要素体系的重构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正重构农业生产要素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动能。这一变革契合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内核，彰显数字经济时代特征，呈现三个协同演进维度。

　　第一维度是农业劳动者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时代，对马克思“科学通过工业实践改变人类生活”的观点有了新解。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下，新质农业劳动者群体逐渐形成。他们通过构建“人才—技术—资本”循环机制，利用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等提升效率，推动农业经营向数据驱动转变，重构乡村产业生态，释放传统劳动力潜能。

　　第二维度为劳动资料智能化跃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科技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其进步会推动生产工具的变革和更新。在农业领域表现为数字技术对传统工具的改造升级。5G网络、遥感监测与智能农机融合，形成智慧农业系统。新质劳动资料通过精准施肥、智能温控等举措优化要素配置，突破传统农业边际效益递减瓶颈，如数字大棚可提升单位产出300%，降低60%人力成本。

　　第三维度是劳动对象生态化拓展。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将文化遗产、生态景观转化为数字资产，催生元宇宙农场、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数字孪生技术对农产品全周期追溯，可使溢价提升约10%～30%，降低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构建可持续乡村经济范式。

　　三重变革形成协同效应，数字劳动者加速智能农机迭代，智能系统数据沉淀支撑资源开发决策，推动农业生产效率指数级增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4%，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增长贡献超35%，实证新质生产力的变革效能。这种要素重构传承经典理论内核，开创了数字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演进新路径。

实践向度：生产力跃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本质是农业生产力的综合提升，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互动，构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路径，具体表现为五大协同机制：其一资源配置优化,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土地、劳动等要素效率，激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农业功能拓展与产业升级，培育新业态形成增长极;其二主体效能提升,数字技术催生新质农业劳动者，赋能主体更强的发展能力，推动农业从传统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强化自主发展意识;其三文化形态创新,依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新质生产力重塑乡村文化生态，通过数据嵌入提升文化产品生产效率，促进特色资源数字化开发与产业融合;其四绿色转型深化，作为绿色生产力，新质技术推动产业生态化改造与生态资源产业化转型，实现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双赢;其五治理体系适配，新质生产力渗透乡村各领域，进而弥合技术应用鸿沟，同时提升主体技术认知，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最终构建匹配振兴需求的治理模式。五重机制协同驱动下，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重组、主体培育、文化焕新、生态重构与治理升级，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现实困境

城乡数字鸿沟制约农业现代化

　　尽管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7.4%(2024年12月数据)，但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显著短板，区域性差异与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偏远地区5G基站覆盖率仅为东部发达省份的38.7%(国家统计局2024)，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尚处于试点推进阶段，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云计算服务节点、物联网感知终端等新型基建设施难以实现全域覆盖。这种基础设施代际落差严重制约着虚拟现实技术、边缘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集成应用，同时存在政策执行中的资金缺口与管理效能不足的问题，导致数字基建推进迟缓。此外，据调查，超半数小农户缺乏有效市场信息渠道，农产品流通环节数字化应用率不足40%，直接影响现代农业生产效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与数据共享机制缺失，使农户难以应对市场波动，60%的初级农产品因信息不对称导致价格损失。

乡村人力资本要素供给缺口与供需结构性失衡

　　农业人才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要素，是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框架下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速实施，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形成显著的人口集聚效应。这一进程客观上加剧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城乡人口流动呈现单向强化态势。随着城镇就业吸纳能力增强和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青壮年群体向非农领域转移呈现规模化、持续化特征，导致农业从业者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达17871万，年度增幅达1.2%。此外，城乡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显著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新生代农民对土地的经济依存度显著降低，择业选择更倾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这种代际职业偏好差异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储备持续缩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储备已逼近临界阈值，形成制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瓶颈因素。

乡村产业体系结构性矛盾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支撑，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物质保障。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能够有效提升农业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建设提供动力支撑。但受制于政策配套、技术应用、人才储备等制约因素，当前我国乡村产业系统仍不够完善。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面临诸多阻碍。其一，部分乡村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布局不完善，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削弱了多元化经济增长力。这使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时，面临金融投资渠道不完善、经济实力不牢固、成果转化中介平台不健全以及专业技术转移服务人员不足等问题，进而阻碍了科技与乡村产业的衔接，影响产业升级成效。其二，传统产业存在市场信息壁垒。农村传统产业受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限制，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时效性与可用性的信息和资源支持。科技信息与理论知识难以下沉，导致科学技术推广受阻。其三，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存在缺口。乡村发展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人才支持，致使传统产业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高、运作模式单一以及乡村自主科技创新基础薄弱。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

优化乡村人才配置结构，培育创新驱动性新质人才

　　近年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系统部署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明确构建“本土培育+外部引进”双轨机制，通过政策创新激活人才效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的质效提升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变量，亟须打造既精通传统农技又掌握现代科技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在本土人才培育方面，一是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重点提升农民数字化种养技术及智能装备应用能力，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和激励机制增强学习实效。二是建立“头雁引领”培育机制，选拔培养具有信息检索、数字工具操作及合作组织能力的核心人才，利用其示范效应带动群体技能升级，形成人才队伍建设的乘数效应。

　　在外部人才引进方面，制定税收优惠、创业扶持等激励政策，吸引具备跨学科背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下沉乡村。同时，推动涉农院校专业改造，构建“学历教育+实践培养”贯通机制，强化农业物联网、智慧农机等前沿领域课程设置。建立人才服务保障体系，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激励和职业发展通道设计，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该战略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既强化本土人才内生动力，又畅通外部智力输送渠道，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轮驱动”格局。通过完善人才评价标准和要素保障机制，实现人力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需求的精准对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可持续动能。

　　健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乡村数字化转型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核心载体，借助数据要素效应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实施过程需注重三大战略。在数字基建方面，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协同”模式，强化偏远地区4G/5G网络覆盖，并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与数字服务系统。尽管2023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已达60%，但5G基站城乡覆盖密度比仍为4.7∶1，显示均衡基建的重要性。通过城乡数字资源共享，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双向流动。在数字素养提升方面，实施差异化培训，如农民智能终端操作培训、新型经营主体电商运营及数据分析技能培训。数据显示，受训农户生产效率提升23%，产品溢价空间扩大15%，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在应用场景深化需构建“1+N”数字服务体系，整合生产数据、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源。物联网技术的应用示范区显示，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化肥农药用量减少25%;大数据平台通过算法预测市场价格波动，提高农户决策准确率35%;多源数据融合的预警系统降低灾害损失18%～22%。2023年，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农业产值增速达7.2%，高于全国平均2.5个百分点。未来，应构建数字生态体系，通过“基建—人才—应用”三螺旋机制，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打造科技赋能产业链，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创新

　　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产业振兴需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数字技术+特色产业”融合体系。依据产业链数字化理论，应推动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协同应用，通过智能传感器等新型设施部署，实现农业生产监测精度提升42%(《中国农村经济》2023)。在产业升级层面，运用超临界萃取等高新技术突破加工瓶颈，使农产品附加值提升3.8倍。

　　地方政府应结合区域禀赋构建“数据中枢+产业集群”模式，如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茶产业平台整合溯源、分拣、云仓系统，培育地理标志数字化品牌。基于产业价值网理论，可通过VR/AR技术开发沉浸式农旅项目，如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千垛云游”项目带动游客量增长215%。流通领域需构建“直播电商+社区团购+跨境B2B”矩阵，农产品直播转化率较传统电商高37%(阿里研究院)。

　　在产业发展层面，应建立基于产业互联网的三产联动机制，通过数据中台贯通种植加工、文旅、物流等环节，形成价值增值网络。在政策层面，需强化制度供给，包括设立数字农业基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优化数字基建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过程中需注重数字技术深度渗透与要素报酬递增机制的协同发展，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释放新质生产力生态效能，构建乡村绿色发展链

　　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生产力革新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支点。强化生态友好型技术研发与转化应用，构建资源循环型产业格局，对于塑造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范式具有关键作用。现代农业体系的绿色转型需依托新型生产力驱动的产业重构，通过发展环境友好型供应链体系，逐步转变传统资源消耗型增长范式，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集约智能方向升级。同时应借助生态农业与可持续耕作模式，优化农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生产环境生态化与产品品质高端化，构建覆盖研发、生产、营销的绿色食品产业闭环。

　　在制度创新维度，需着力健全乡村环境管理体系与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新型生产力驱动乡村生态建设，需在政策框架内深化激励机制改革，创新环境治理融资体系。同时，建立包含战略规划、绩效评估、责任追究的治理框架。借助突破性技术实施精细化监管与高效能整治，完善生态治理约束机制。聚焦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核心领域，充分发挥制度体系对绿色发展的保障作用，推行智能化生态补偿政策，进一步推动新型生产力支撑下的乡村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型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革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创新动能，以人才梯队建设、科技创新突破、制度体系优化为驱动引擎，通过要素性资源的系统重构，显著强化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效能，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面对多维风险挑战并存的未来图景，亟须持续探索新型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高效实践路径，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范式，构建现代化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为民族复兴夯实基层基础。

　　终审：魏文源

　　监审：王莹珠

　　编校：王彦臻

　　网络：吴飞飞